音乐节他告诉我他的病情时是一七年十二月底。一七年十月份开始，yt开始说他胃疼。以为是胃酸，调整一下饮食多休息一下就会好了，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十一月yt去看了LA

导语人的身体很有意思，总是会在不同情境中做出不同反应，就像孩子打针时会哭，吃到糖会笑，被抢走玩具时会生气。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这些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的情绪。但当我们慢慢长大，被社会规训后，却开始对自己的情绪做出评判，分辨它们的好坏，隐藏或躲避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十月，每日书情绪不一班的写作者们将自己的情绪如实地写下来，不做评判，只是拥抱自己身体里那多彩的情绪。编辑

文｜吴楠“我的故事有什么好写的？”“你是要拜访我吗？”这是开始采访前，大部分东北人会问我的两个问题。这些困在东北的人，学历普遍不高，把“采访”说成“拜访”。同时有些怀疑我能不能把他们自认为无趣的生活写出来。这些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东北人，如果按照社会学上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世界上互不相关的两个人最多中间通过六个人就可以互相认识，那么过于“麻烦”了。想认识他们，很简单，直接上去就问。放心，他们会比我还害羞和紧张，但用大嗓门的笑声掩饰着自己的慌，对旁人说，“他、他要写我！”当然，这样的问，还是要有些技巧。如果开门见山地问，“可以认识你吗？”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你要干啥？”带着东北味的四个字，听起来有些横。“这就你一个人忙吗？早上几点就起来开始忙啊？”我会这样问在哈尔滨连锁酒店餐厅工作的90后“大姐”。“你当警察危险吗？”我遇到辅警则会这么开始聊。“核废水那个，你们听说了吗，还在出海啊？”渔民听到我惊讶的语气，虽然寡言少语，也会聊起来。尽管这位渔民还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同样不能着急的，是不能急着加他们的微信，要先聊得透一些，他们喜欢说话，不喜欢打字。虽然他们的微信很多会调成大字版，仿佛这样就可以带来足够的自信一般。当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再顺水推舟地用故作轻松的语气来上一句，“加个微信呗，写完给你看。”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掏出手机。放心，没有人会催着你写下去。他们都忙着呢！哪怕坐在路边晒太阳，在他们看来也是值得忙的事。我的出现就像是他们生活里一个带来新鲜感的片段。就算写不出来，也没人会责怪你，他们会自嘲，“我这种生活，肯定写不出来啊！”对我来说，接下来就进入到磨磨唧唧地写作中。之所以说“磨磨唧唧”，因为我早已“失去”了用电脑写作的习惯。从2022年开始，我的工作时间从原来的八小时不知不觉中延长到十个甚至十一二个小时。由于工作的性质，在办公场所内，不能使用可以链接互联网的电脑。某些特定的场所，连手机也不能使用。每天我唯二能写些文字的时间：要么是走在路上，捧着手机，不停地打字。要么是晚上九点左右回到家，用电脑写上一个小时。写的时候，我会自然忘记工作带来内心焦灼感。每次鼓捣出一篇文字，我都有点忐忑地发给主人公。他们都要过几个小时才能回复，估计是在忙着手里的活计。我猜他们看到手机屏幕上弹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时，多半会脑子疼。“这么多字！”“我那点事能写这么多？”“你看看，提提意见。”一开始我还叫他们“老师”。引得他们哈哈大笑，“我连高中都没读过，还老师！不要这么假！”“别玩虚的。”有人问我，“你就说，你这个发出去，能不能有人来找我？”我不明白，什么叫“找我”，是找麻烦，还是被关注？他们又不肯说了。无论如何，主人公大多数会肯定一件事：我没骗他们，至少我写出来了。但他们大部分也不看，“看不懂！”“字太多！”“我必须看吗？”“看得我眼睛都花。”后来，我也放松了。胡乱发了过去。一次有好多错别字的一篇文章。主人公婆婆居然找了同在小河沿早市买菜的人的孩子，给她读了一遍。“小孩说你写了好多错别字。”婆婆的语气听不出来生气，就好像在提醒我一样。我吓出了一身汗。后来，就像给三明治的创始人李梓新审稿之前一样谨慎，我会认真看几遍，再给主人公发过去。想一想，我写下的故事，不过是经由我的记录，由主人公、三明治的编辑和同事，一起创作的。这可真是人生的偏得。但文章正式发出，再转给主人公看时，又会引得他们一片惊叹，“好几千人看！”他们的语气里都透着点……拘谨，“怎么就发出去了？”他们又都说，“不要那么多人看吧！”“我这点事，不需要那么多人看。”仿佛走在街上，忽然就被人围观了一样。“我就说你是作家。”主人公看到发出去的文字，会这样问。“我就是一个写作爱好者。”我担不起“作家”这两个字。何况大部分的文字，是我边走边写完成的。这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定位，好像在生活里，总需要给一些定位一样。给生活一些有重量的定位，可以让时代浪潮里的东北不那么摇晃。写作大概是我的生活锚点了。写作和我所从事的机械加工行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累积才能完成。车床每切销一刀，我写下每一个字，都是朝着目标前行的跬步。而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初稿。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正比关系。当每天走的步数越多，越能敲下更多的文字。于是我不停地走路，不停地用手机写作……我又何尝不是这书中的一员。每写完一个故事，就好像跟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结束了一段相处。再联系，有人会热情地回应我的那句“最近咋样”，更多的人则只是两个字“还行”，或者干脆沉默。我穿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又擦肩而去。把结婚当kpi的媒人们月薪三千的厨娘和南方小土豆抖音版装修的二手房小哥当骗子在24小时健身房做客服体制内员工的心理疏导师“街遛子”学车记女保安和她创造的保安学幻想成为“杀手”的空调工人玻璃厂工人的作家梦……那天，梓新忽然跟编辑渡水崖和我说，这三年多写下来的文字可以结集出版了。我又惊讶又欣喜。惊讶的是，三明治和微信读书居然真的愿意出版我这样一个普通得跟尘埃一样的人写下的那些故事。欣喜的是，能出一本书，是我开始写作以后的心愿，没想到在2024年就要实现了。这一次，我竟然和当初那些受访者一样，发出了自我怀疑的反问，“我行吗？”不过我明白，这本书是很多人共同创作出来的。这一次，这些文章的创作者也有了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您。这些人，说到底就是生活在东北的普通人。生活里曾经有过的印记，留在了这个时代里去。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也正在经历和改变着这个时代。吴楠三明治专栏作者，本职从事航空动力研发，沈阳某NGO成员。参与、关注与记录寻常人，期待剥出更善于表达真实的自己。他们就是你我《困在底层的人》序言文｜三明治创始人

作者｜昀乔Lily我今年年初搬到新加坡，目前从事生物柴油相关的贸易工作。人在新加坡，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我对东南亚的关注比较多。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印尼出口生物柴油原料之一的棕榈油厂废水，我开始和印尼的生产厂家有了一些接触，中间频频有厂商邀请我去印尼参观。我自己心知这个产品质量差异比较大，和印尼人做生意也需要小心谨慎，看过工厂对本地情况会更加了解。七月初，我和老板提交了行程，开始了在苏门答腊两周的参访。飞机徐徐降落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市。印尼的许多城市很有意思，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似乎没什么共通之处。有时中国客户提及印尼城市的中文名字，让我时常对不上号，比如西加里曼丹岛的Pontianak，中文名是坤甸；爪哇岛中南部的Yogyakarta，中文名是日惹。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名字比起简单音译，为外来游客带来了一些无尽的幻想。我在巨港安佩拉大桥旁的海鲜大排档见到Jerry，我此行拜访的棕榈酸化油的供货商之一。他个子不高，人胖胖的，显得有点憨厚。他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戴着粗粗的银链子，手上戴着扎眼的黑宝石戒指，让我不由得疑惑是否印尼的某些潮流和中国类似。他的英语带着典型东南亚人说话的腔调。和他一同来的是负责工厂其他部分业务的同事，五个男孩子年纪相仿，说是同事，他们更像是一起打拼的兄弟。Jerry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问我想吃什么菜。他点了一桌子海鲜，也许是为了震撼一下我这个外国人，有一道菜是点燃锡纸，火苗在上面乱窜，烧了起来，随后慢慢熄灭。揭开真面目：下面原来是烧鸡！光用几道菜来镇住外国人对于Jerry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大手一挥，指了指河上的安佩拉大桥。傍晚夜色漆黑，巨港城市的灯光并不如新加坡这样的大城市那样繁多，反倒显得大桥更加耀眼起来。这样的跨河大桥，我在中国见得多了，看着倒也不新奇。为了给他捧场，我笑着说道：“这个设计还挺像长江大桥的。”安佩拉大桥旁零零星星有些小房子，河上偶有小船驶过。巨港的夜晚，微风从河边吹来，竟有些惬意的味道。Jerry和许多印尼年轻人一样，受益于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做起了加工厂的业务。印尼地处热带，有丰富的棕榈树资源，每年出口大量的棕榈油。随着欧洲对于新能源的关注，欧盟出台了生物柴油的法案，规定柴油中掺合一定数量的生物柴油。生物柴油是通过加工废料生产的柴油，根据废料的不同来源有不同等级的减排。在这些废料列表之中，棕榈油废水是其中一项。棕榈油工厂加工过程会产生很多废水，废水经过净化提纯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第二天一大早，Jerry的同事开车接我去工厂。苏门答腊的交通并不发达，下了高速便进入一段颠簸的土路。蜿蜒了一个多小时，蓝色的厂房棚顶映入眼帘。印尼的工厂大多是半开放的，零零散散几根支架撑起棚顶。一下车，扑面而来棕榈果的酸臭味。Jerry戏称，“闻一下，这是财富的味道。”对于资源出口型国家来讲，一切可以出售的资源都是财富吧。水泥地上堆满了红色的棕榈果，走近一看，大多果子已经有些发黑了。再往里走，瓶瓶罐罐的锅炉和错综复杂的管道构成了工厂的主体。锅炉的热气让苏门答腊的夏天更显得炎热。在来印尼之前，我有所耳闻，印尼出口的大多数棕榈厂废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废水，废水质量太差，很难再次利用。当地发明出了一种新玩法：工厂买来质量不太好或者放置有些久的果子，这样的果子通常酸度比较高，压榨过后生产出棕榈酸化油，他们出口棕榈酸化油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进入欧盟的棕榈油厂废水需要经过ISCC认证。ISCC认证是世界各地的企业向欧盟市场销售生物质和生物燃料的通行证。ISCC认证的是棕榈油厂废水，而实际产品大多是棕榈酸化油。在到来之前，我也查阅过一些资料。前几年，生物柴油市场热火朝天，棕榈酸化油自然利润颇丰。像Jerry这样的年轻人闻到了钱味儿，争先恐后在苏门答腊岛建起了工厂。现在整个岛上大大小小的工厂少说也有几十家，工厂的产能渐渐比酸果供应还要大。厂家之间也开始了酸果的争夺战。一度酸果的价格高于正常果子的价格（正常的果子农民卖给做棕榈油的工厂）。这样的行情在新能源热潮驱动下的废料市场并不少见，在印尼，废弃食用油价格也曾一度高于正常食用油。我们原来在棉兰做，但是棉兰大城市嘛，靠近港口，竞争激烈，果子的质量也不好。“Jerry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他向我展示了一个视频：农民把树上摘下来的棕榈果泡到水里，“这是洗衣粉泡过的水，这样果子就会更快坏掉，他们就能拿去卖钱了。”虽然Jerry的英语带着厚重的东南亚口音，我还是确信自己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也太畸形了吧！现在坏的东西甚至比好的东西还值钱了！”听到Jerry讲述农民如何故意用洗衣粉泡果子，我的内心感到震惊与迷惑。曾几何时，我以为自己对这个行业已有深刻了解，但现在，这一切的逻辑似乎被颠覆了。我无法想象，原来在这条供应链的每个环节中，背后都有如此多的妥协和扭曲。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这真的是我们推动绿色能源的初衷吗？生物柴油市场是政策导向的市场，强制的碳减排让植物质废料成为刚需。虽然清楚这样的道理，看到在现实中发生还是让我心下诧异。这样的视频对于Jerry来讲已是司空见惯，毕竟他也是每个月要去从农民手中抢果子的厂长。他憨厚地一笑，对我说，“别担心，这样榨出来的油虽然质量没那么好，但也可以的。”我掩饰住自己的诧异，让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这条供应链从上到下所有人皆是这个产业的一环。他们早已习惯个中种种，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了。锅炉旁热气腾腾，工人仍穿着长袖长裤在做工。他们的肤色稍黑，看起来更像是印尼人长相，而非本地华人。Jerry的工厂刚刚竣工，工人们还在厂房旁边填压土地，似乎是为了让道路看起来更平整一点。远处的木制结构房屋中，年轻女人正在煮饭。看着这座工厂，我突然意识到欧洲的新能源政策不仅改变了这些农民和厂商的命运，也改变了我自己。我以为自己在推动一个更环保的未来，然而，Jerry和他的工人们正承受着政策变动带来的压力与不确定性。这样的“绿色”是否真正可持续？这是否真的是解决气候变化的答案？“这样一个工厂，投资要多少呀？”我好奇地问，这边的工厂看起来和国内的工厂可太不一样了，更像是农村里的一个作坊，也没有告示牌指导安全作业，想必印尼政府没有强制落实相关的规定。Jerry在手机算了起来，他把印尼盾转换成美金，“两百万美金吧！加上地的费用。”他骄傲地补充道，“我们工厂的设备是我们自己造的，不是从中国进口的，便宜多了。而且坏了不需要再找中国那边过来修。”他招呼过来他的一位同事，“他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哇！你们是买来中国的机器拆开研究了一下吗？”想不到印尼华人也把中国人的精髓学了过去。Jerry和工程师同事用印尼语讲了几句话。本地华人互相交流，会在印尼语之中掺杂一些潮州和客家方言，他们的语言别有特色。我听着，总感觉有一点福建口音，仔细一听，似乎又是印尼语。现在的印尼相比苏哈托时期，排华已经不再那么严重。华人可以在学校学习中文，也可以拥有华人姓氏。当年排华政策留下的影子似乎还在。Jerry他们喜欢刷Tiktok，在上面看翻译成印尼语的中国人拍的小视频，会在微信铃声用五花八门的中文歌，他们并不会说华文，离中国文化也相去甚远。我们在工厂绕了一圈，到工厂办公室里坐下了。办公室的桌子上摆了一些米饼，苍蝇围着米饼团团转。相比外面的工厂，办公室显得格外舒适宜人，空调的冷气开得十足，仿佛外面的太阳也没有那么刺眼了。工厂后面是一望无尽的绿色，我们一路上大多时间眼前都是这样的景色。棕榈树高大茂盛，形状宛如一个遮天雨伞，从小在北方生活的我极少见到这么高的树木。有时，路边偶遇农民在树下午睡，树叶零零散散遮挡住了阳光，树下是一隅安宁，宛如他们的避风港。棕榈树对于印尼来说，不仅仅提供了乘凉的港湾，也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更多财富。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棕榈油产业为印尼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根据印尼棕榈油种植者协会的数据，2021年印尼的棕榈油出口收入达到了约300亿美元，占该国总出口收入的约12%，印尼占全球棕榈油市场约60%的份额。印尼政府通过对棕榈油出口征税和其他相关产业的税收，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2021年通过棕榈油产业相关的税收收入超过了15亿美元。依靠资源就像是靠天吃饭，2024年受到棕榈树老化和天气的影响，棕榈果产量减少，工厂之间更开始了抢果子大战。Jerry抱怨说，棉兰（苏门答腊北部）的果子价格太高，开工厂几乎赚不到钱，他跑到了巨港（苏门答腊中部），竞争稍小一些。棉兰靠近码头，做棕榈酸化油的厂子在那边最先开起来，竞争愈来愈激烈，果子价格也越来越高。后来者瞄准了棉兰南方的小城市，比如巨港和楠榜，那边工厂少，买果子的人也少，果子价格自然便宜。有意思的是，关于棕榈果为何减产这件事，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今年雨水太多，有人说今年雨水太少，雨水多少这一个事实性极强的叙述，每个供应商嘴里讲出来竟然都不一样，让我觉得印尼这个地方的一切充斥着扑朔迷离。棕榈果出油率下降加上棕榈果减产，对于工厂宛如雪上加霜。“出油率下降是因为农民用洗衣粉泡吗？”我好奇地推测。“应该是这样，果子的质量也没有之前好了，现在到了棕榈树老化的周期。”Jerry在胖胖的指尖点燃一根烟，解释道。“下个月印尼政府可能要加关税，你觉得如果棕榈酸化油价格涨很多，大家还会继续买吗？”“买还是会买的，但可能会找其他便宜货。”我含糊地说。许多像Jerry这样的本土厂商对于外国市场了解不多，大多数时候依赖于我提供的信息。Jerry点燃了一根烟，烟雾缭绕在空中。我注意到他的手有些轻微地颤抖，可能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作祟。他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眼神却游离在远处。“税收压力越来越大，”他终于开口，语气中带着一种无奈和疲惫。他像是在努力保持乐观，但我能看出他心里的不安。此时，我突然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意人，而是一个在政策和市场夹缝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新能源政策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它与市场需求供给无关，大家被政策推着走，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即使它是昂贵的，或是反市场逻辑的。每当政策改变，在市场皆会掀起一阵波澜，几番洗牌之后，形成新的格局。我没有告诉Jerry的是，中国不仅仅用棕榈酸化油来生产生物柴油，也用它来掺混废弃食用油而后出口。废弃食用油是生物柴油的一种原料，欧洲和美国常年从中国采购原料，在本国生产生物柴油。棕榈酸化油价格相比废弃食用油要低一些，有些工厂进口棕榈酸化油，通过一些手段把这些油贴上废弃食用油的标签，进行出口，从中赚一些差价。若是棕榈酸化油变贵了，大家会把眼光放向别处，另辟蹊径，找一些其他的便宜油来掺混。不想打击他的热情，我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全部道来。“我不理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对于棕榈资源如此保护，一而再地加税，现在要加到棕榈酸化油头上来了！”Jerry不满地抱怨。烟雾仿佛他的焦虑与忧愁，在空气中兜圈，怎么也挥散不去。印尼政府对于棕榈食用油也有高额关税，对于他们来说，外国买家像是在抢夺他们土地上的宝贝，而他们又不得不依靠外国买家的金钱运转国家。外国买家对于棕榈产品，也保持着疑虑的态度。欧盟新近出台了《反森林毁灭法案》，对于包含棕榈油相关的多项产品提出新的认证手续，保证该产品的生产耕地不破坏森林保护。我很想问他对于农民弄坏果子的种种行为作何感想，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看着他嘴里烟雾缭绕，粗粗的眉毛皱在一起，在办公室的空调下脸上依然生出细细密密的汗珠。我心知他在纠结的是加税对于价格和后续销售的影响，而非这个产品本身是否环保和它越来越匪夷所思的发展方向。在艳阳高照的正午，我们离开工厂。我从车窗看向工厂，工人们的身影慢慢变小，仿佛一粒掉到沥青路的水珠，在高温下慢慢炙烤挥发。Jerry招呼我去市区吃巴东菜。巴东菜有点像是自助餐，服务员们把一叠叠蒙着保鲜膜的菜肴端到桌上，最后只算打开的菜的价格结账。和昨晚的大排档气氛截然不同，吃巴东菜更像是在酒家吃饭。不一会儿，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碟子，有香辣浓郁的巴东牛肉，金黄诱人的烤鸡，香气扑鼻的沙爹肉串等等，令人垂涎欲滴。Jerry和他的同事熟练地撕开盘子上覆盖的保鲜膜，我依然不太习惯用手吃饭，成了全桌唯一用筷子的人。在新加坡只有吃印度多萨我会用手，多萨着实和中国的烙饼有几分类似，用手吃着对我来说不太奇怪。用手吃菜饭这件事，来了苏门答腊几日，我仍然没有尝试的打算。Jerry在巨港做生意，家在棉兰，从小也在棉兰长大。棉兰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作为北苏门答腊省的省会，棉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城市，主要居住着马来人、华人、爪哇人和巴塔克人等族群。棉兰的宗教文化多样，各类庙宇、清真寺和教堂随处可见，多元信仰和谐共存。这边靠近重要码头，大大小小工厂林立。棉兰距离新加坡飞机只有一个小时，

我的一位闺蜜在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后用这样一个案例激励自己：某位成功女性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年就是单身的那几年，当然，这种单身指的是曾经拥有后来又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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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天际（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一个"职业纪实"系列图书，由三明治每日书、短故事、破茧计划等项目产生的四位写作者夏槿、康巴斯基、袁洁、虹儿将分别单独出版自己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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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渡水崖作家舒国治今年72岁了。他以美食散文、公路旅行随笔闻名，其中大部分写于上世纪末的台北、日本京都和美国纽约，又因一直没去上班，终日游荡、写写文章养活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相熟的李安、梁文道也表达艳羡的“闲云野鹤”般的人物。最近，他带着《理想的下午》和《遥远的公路》来到大陆活动，与前几次来参加出版活动乃至多年前现身《锵锵三人行》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素净的衬衫外套，淡淡的舒缓的腔调。来到现场和找他签名的读者多是年轻人，状态却显然不同，提问的关键词是“虚无”、“焦虑”和如何获得“松弛”。这时他会从自己青年时得以闲散的条件和成长所受益的自然环境说起，然后用平抚的态度回应：自己不知道现在这些词，也不知道大家该怎么办，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应是“人生一定要淘汰一些名目”，不要一直揪住新发明的字眼套在自己身上。舒国治在新书活动现场接受我的采访时，舒国治说到“不怪大家”。他对当下的社会风气和新的时代课题早有体会，十多年前就发现《台北小吃札记》有很多超乎他预料的八零后读者了，2017年《流浪集》等再版时，他提到年轻的一代，说“他们这一代想走我这条路更难”，“自由的门槛变得更高了”。这一次，在编辑眼里对出版书有自己一套想法的他显得不排斥新媒介，还直播聊了一个多小时。当我顺着直播间里他说的“你要得到自在，一定要放弃一点东西”问，为自由该如何做取舍和准备？他的回答又比想象中更朴素、更耐已经离朴素一词较远的这一代人琢磨：绝对不要做准备，越放松越熬得住，“还是想办法让你自己这个小动物活下来最重要，每天吃饭、睡觉一定要把握好。活下来，活得很简单就很了不起。”舒国治的写作就是在记录“简单”如何使他生活过来。他学电影，毕业后工作了不到三个月就彻底“退休”，“因为爬不起来”。散文里他写，醒来会望一会儿天花板，又困再去睡，通常每天下午起。他没有手机，在外闲逛一天，有人急事找也找不见人。一直租房住，“我要的东西不是买房子”。结婚前，他的家里没有冰箱和空调，自己从不开灶，吃排挡和小摊。有时和各方朋友聊文艺、创作，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有时逛书店到凌晨，突然想吃一顿绿豆稀饭，就读书到那家早餐店开门为止。这样的“晃荡”之余，他每天抽出两小时、最多一下午的工作时间给《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写专栏，一周两篇，一篇两三千字。他也不用电脑。文中多是他旅行中见到的陌生人肖像和触景想起的文学、电影和音乐，也有很多闲谈，如在火车过道里坐小板凳吃苹果，在乡下的民宿和城市咖啡厅里观察房屋和家具建材、布局设计，还有不小心踩到路上的狗大便……自在的成本不高，他兜里常常没多少钱，但总在快接近零了就有一笔稿费或版税打进来，自己也震惊从未如年轻时所设想的大不了饿着肚子睡公园、火车站，而是一直都好好地住在房子里。青年时的舒国治这种自在生活，有特殊的时代、社会和家庭背景。他出生在战后不久的上世纪中段，“我们的年代，钱的思想不太有，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讲亿，还是用碗来计算吧，家财万贯，吃饭还是用碗”。在台北郊区的农家院里长大，他的父母不太懂现代社会结构，才对孩子的活法不设限，舒国治归结为一种运气。那时，高考成绩不理想的青年才学电影，台湾也刚刚开始流行嬉皮士文化，他的同学留长发、穿花衬衫和扛录音机很容易被抓走，回来头发就被剪秃。舒国治不是张扬的个性，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只是按自己的品味慢慢挑选和吸收文艺，同时变得不喜有着“

作者｜仇小艺编辑｜邱不苑“如果有机会的话，下辈子我一定还做你的女儿。”这是2016年妈妈第一次检查出抑郁症的时候，我在崩溃边缘的妈妈身边对她说过的话。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感受到，原来妈妈也只是一个太早长大的小女孩而已。23岁的时候，考研失败、初恋分手、妈妈生病，这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来说，确实有点被上强度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时的日子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艰难，反而让我体验了无数真实的、具体的“人间冷暖”。北方的春天其实并不多么讨喜，不止是时间短暂，让人无法从容应对天气变化，还会夹杂着很多柳絮和沙尘，乍暖还寒的时候总给人一种“青黄不接”的宿命感。妈妈就在这样的季节确诊，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第一反应是紧张，因为爸爸从来不会在我的工作时间给我打电话，他是发微信都会先问“晚上好”的那种谨慎内敛的爸爸。他的电话也极短：“你妈妈身体不太好，好像丢了魂一样，你要么请假回来看看吧。”挂了电话，我去请假，立刻赶往车站。爸爸在站台接我，第一时间给我描述妈妈这几天以来的经历和表现，以及他们到处求神拜佛的事情。起初爸爸以为妈妈可能沾染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过几天就自愈了。万万没想到会越发严重，整夜整夜失眠，对周围的人和事总是疑神疑鬼又过度解读。有很多强迫的意识和症状，比如她常常会幻听有人在放烟火，外面有警车驶过的声音。抗拒出门，因为总觉得有人在看着自己。我尝试追溯她变得敏感难过的源头，妈妈说是刚学会用微信的时候，新鲜有趣，联系到很多老朋友，还被拉进一些或近或远的熟人微信群。但是，因为被调侃议论过身材，她又是一贯的沉默不爱争辩。于是，她开始羞愤又无奈，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在议论自己。好巧不巧，那段时间家人接连生病，姑姑在40出头的年纪被查处癌症，祖奶奶年岁已高，走到了生命的末端。妈妈最在意的家人健康，仿佛洪水决堤一般涌来的时候，她开始责怪自己，总觉得自己有逃不开的责任。所以，精神彻底崩塌。当时精神类疾病的国民普及度不高，生活在农村的父母没法立刻意识到这些症状可能代表什么；而刚刚开始独立的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力量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我陪着爸爸妈妈一起走访了很多乡野医生、神婆之类，或许当时真的会有些“疗效”，但总不见好转。我拜托同学帮忙买了安定类药物，他千叮咛万嘱咐，“单次最多服用半片，四分之一也可以。”可是严重的时候，妈妈吃两片都难入睡。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和爸爸带妈妈去了市精神卫生中心。我第一次了解到抑郁症的诊疗过程——我陪妈妈做了心电和脑电检查，陪同她做了一整套测试题，和医生讲述她的每一个细节，以及我自己的观察思考。医生宽慰我说：“首先你妈妈很年轻，并不是更年期综合征，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再加上心律不齐，睡眠障碍，我给她开些药，先吃一段时间再来复诊吧。”回到家后，我和爸爸两个人轮流请假留在家中陪妈妈。那段时间我在她身边说了很多从来说不出的话，比如“我爱你，我理解你，我来照顾你，我会一直陪着你”，再比如“我觉得做你的女儿是一件幸福的事”，再比如“别害怕，那是幻觉，有我在”。可她还是疑心重重，总觉得我在被什么力量操控着。妈妈也会在我离开家，准备回去上班前突然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嘴里不停念叨着我的名字，怕我离开……至今我还记得，我看到站在她背后的爸爸眼里的泪花——他大概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才会好起来吧。后来爸爸跟我和妈妈讲，那个月他瘦了十多斤。时间平静流淌，并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痛苦而加快过。大概一个月之后，经过了我和爸爸的日夜陪伴，坚持服药，我们在复杂和茫然中探索，终于感受到了妈妈的状态好转。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到工作岗位一周后，大伯母晚上在我家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苗苗，你妈妈好了！有说有笑在和我们喝茶打牌呢，你放心工作吧！”我在嚎啕大哭之前赶紧挂断了电话。像一场噩梦终于结束，我终于拥有了不必坚强的理由，哭了好久才缓过神来。妈妈后来偶尔也会复发，因为我陪在她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很难及时且具体感受她细微的变化。不过好消息是她停药之后病情没有再加重过，我和爸爸对于妈妈的很多难以释放的强迫症表现也选择了接纳和配合。我在妈妈确诊后大概一年多也察觉到自己的抑郁状态。11月济南已经冷得很难在路上走太久，我忙完了最后一个线下活动，拒绝了同事聚餐的邀约，一个人打车回家。回到我的出租屋，在转身关上房门的一刹那，莫名的情绪崩溃潮水一样涌上来。说不清是委屈是疲惫是无人问津的失落，还是自我怀疑的内耗，我开始变得对很多事情失去了热情。以前我是一个特别爱攒局喝酒的“酒瓶座”，哪怕没有局，下班前也会薅一个人出来陪自己聊天逛街吃饭。陷入抑郁状态后，我曾经长时间看起来疲惫沮丧，丧到好朋友不想理我更不想理解我。有一天朋友来接我下班吃火锅，他是我当时极重要的朋友。我吃到一半，突然放下筷子盯着翻腾的火锅发呆，挤出来一句“我们回家吧，我吃不下了”。我至今都记得他错愕的眼神，还好他接住了我的崩溃。像这样毫无征兆的沮丧时有发生，难以防备，时间久了，我也开始从恐惧逃避的“病耻感”变成被动接受，每次抑郁状态来袭，我都会通过写“黑狗日记”来缓解，虽然我从来不敢回看这些东西。听说晒太阳对于抑郁症治疗有很大帮助，于是我就尝试在艳阳高照的时候骑单车出门，渴望阳光照射可以帮助我分泌更多多巴胺。很不幸，一点效果都没有，一个人骑车的时候还是抵挡不住情绪的袭击，常常一个人莫名掉眼泪。这样的日子久了，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换个环境试试。2018年，我辞掉了喜欢的工作，先回到父母身边陪他们生活了三个月，最后决定离开济南。我想要离开那些陈旧的无法走出的环境，去一个新世界重新开始。2019年，我来到杭州。那一年，我正式成为了民间公益机构“双相躁郁世界”的志愿者，和大家一起做公众筹款和公益科普，偶尔也会做朋辈关怀的干预。我加入了编辑部，和几位主创以及志愿者一起收集双相亲历者的故事，帮助他们完成原创非虚构内容的记录和传播，为双相群体发声。我不是双相亲历者，也不是患者家属，可能无法完全感同深受每一个故事，在阅读他们来稿的时候，也遇到了比以往编辑工作吃力百倍的情况。因为亲历者的表达很容易受病情影响，出现和普通人差别比较大的语言逻辑和表达方式，我们的原则是尽全力帮助他们还原内容，理顺语言，让真实的故事和感受被记录下来。如果可以，希望能够在传播中帮助更多人理解。在志愿服务期间有件事让我至今都觉得充满力量——我第一次一个人完成了一次“患者干预”。（干预治疗是需要专业医生完成的，我的这次经验也只能作为志愿者分享参考，患者和家属还是要及时求助医生的。）彼时的自己刚刚做了一年志愿者，主业还是直播电商的运营卷王，凌晨12点下班是日常。那是12月的一个晚上，我钻进被窝，打开手机，准备检查完当天的微信消息是否全部回复，刚好在志愿者编辑部群内收到了一个妹妹的求助信息：“我现在焦虑到崩溃，有没有人可以救救我？”我盯着信息迟疑了五秒钟，敲下“我可以”三个字发送过去，立刻就收到了她的好友申请信息，通过之后她给我打了一通长达2小时的电话。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能感受到当时自己的紧张：每说一句话之前，我都要确认一遍她现在状态是否安全，一边输出一边思考，我的措辞是否会再次刺激到她。在我和她通话的过程中，我能清晰感受到她的状态变化：从一开始只会自顾自表达，无数遍传递她的焦虑、无措，到能够听得进我说话，再到主动向我提问，寻求自己想要的答案；最后，她终于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对我说出那句：“谢谢，我现在好想抱抱你！”那一刻，我才真的松了一口气。在这次通话过程中，我给她讲了几年前我陪伴妈妈度过抑郁期的事情，她十分在意地问我：“那后来她好了吗？”我回答她，“妈妈一直遵医嘱吃药，病情稳定后没有出现加重的情况。一定意义上讲，她被治好了。”我深知这个病是无法真正被治愈的，所以表达的时候格外谨慎，但是她似乎看到了希望一般，突然提高了语调：“太好了！我真的很需要这样真实的案例来鼓励自己，我只要知道有人真的能够变好，我就愿意接受这些治疗。”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我多年前埋下的种子，是有生根发芽的机会的。最后，她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安稳睡觉，天亮之后先去公司请假，再约医生做检查开药。第二天中午我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发在了朋友圈，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和认可；被我干预的妹妹也告诉我，她已经去看过医生开过药了。我终于能够把心里的石头小心翼翼放下。后来我们并没有见过，也没有过多联系，我只通过朋友圈动态了解她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她还是活得很热烈也很认真，爱逛书店也爱看脱口秀，爱表达自己的情绪，也能够接纳自己和身边的不完美。这颗小小的种子，在几年后我自己经历焦虑爆发的时候，再次被我唤醒，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勇敢寻求帮助的人。2022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我再一次陷入了在焦虑和抑郁的困境。那年夏天快节奏的工作进程和高密度的人际关系压力，再加上综合的颈椎病，我时常会出现眩晕。我意识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躯体化症状了。于是我一个人去了精神科——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精神科看病。我的医生是个看起来很松弛的阿姨，我陈述自己的病情，也讲了很多过去妈妈的情况，甚至还主动要求她帮我开多一些测试项目，想确认自己是否也有双相。最终的检查结果，我并没有双相，只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用医生的话来讲，“其实问题不大，而且你真的很熟悉自己的情况，目前看没有太危险。”从医院回到家的第二个晚上，我突然爆发式地崩溃，止不住地哭，越哭越害怕，怕自己真的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凌晨三点开始抓起手机找可能还没睡的人，终于得到了一条回应。他是我几年前的同事，知道我当时的状态之后，很明显他也有些慌张，用了他自己能够想到的最安全的话术在引导我。我的记忆好像被唤醒一般，想起当时干预别人的自己，内心重复了一遍：“谨慎、诚恳、冷静”，然后听从他的建议，尝试服药，躺在床上寻找舒服的姿势睡觉。后来，我勇敢把自己的状态和病情告诉了身边的朋友。有一对夫妻朋友提出来带我去海边散心，于是我终于实现了生病之前的心愿：夏天去看海。可能那并不是一场完美的旅行，第一站的海鲜面处处碰壁，我们没有拍到最美的照片，海边的帐篷也没有顺利搭起来；但是我们还是真实感受到了彼此的关照，能够及时改变方案，能够找到美味的梭子蟹，能够开出饱满的榴莲，能够踩在沙滩上，能够跟着海浪向前走……也许，我还是很难忘记我自己站在烈日下的疲惫和无力，还是会永远在心里感激他们把我放在心上的旅程。旅程结束后，我很快辞掉了让我痛苦的工作，开始尝试做自己的工作室。那是一段真正的单打独斗的时光，我也真正面临了从庞大集体中的螺丝钉，到一切自负盈亏的个体户的身份转变，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所有水土不服反应：需要自己处理每一项具体的小事，单单就公户银行卡密码就让我前后跑了两次银行，来回消耗两个小时；也要自己准备方案，拜访客户；面对客户对于报价的质疑，努力解释，尝试陪笑，各种周璇……所有的一切让我清晰明白，我曾经熟悉的“互联网黑话”发挥不了半点作用；我想逃避的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斗争，在面对客户和上下游企业的时候，难度会增加百倍。半年内，我顺利完成的三个项目，也基本都是依靠过去的工作关系介绍。我记得30岁生日当天，我一个人赶两个项目交付，做在办公桌前几乎没有动过，那一整天除了早上一杯咖啡，我没有吃过喝过任何东西。直到快递员敲门，我收到两束朋友送来的花，上面写着“祝你生日快乐”——我在那一刻决定了放弃这样的单打独斗的生活，休个假回来继续找工作，继续回到集体中去。万幸，在这一段看起来灰暗又沉寂的时光里，我并没有再次发病。妈妈在我30岁的第一天收到了我想要回归职场的消息，给我打了很长的视频电话。她了解了我的压力和困惑之后，鼓励我出去走走，或许能够收获新的希望。我时常会怀疑，为什么这样通透智慧的妈妈，曾经会陷入抑郁中？或许和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吧，她经常会在喝茶的时候和我开玩笑：“等我老了，一定要写本书，记录我坎坷的一生。”妈妈出生在60年代末，时代的大背景让她很难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和求学机会，还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她和爸爸相亲认识，相爱多年，一直生活得平静安稳，虽然不富庶，却能够踏实度日。大约从2006年起，十几年内妈妈经历了多位至亲的重病和离世，外婆、外公、舅舅、舅妈、爷爷、奶奶、祖奶奶，每个人在生病期间她都悉心照料，尽心处理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和心情变化。她对整个家一直是：常常牵挂，总是抚慰，偶尔治愈。还记得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妈妈收到一封她的舅舅从天津寄来的书信，里面写着一个电话，我悄悄看过妈妈在回电话之前，写了满满一张信纸的草稿。她从外婆去世讲到表哥结婚讲到侄子出生，再讲到自己和我们的小家，每一笔都温和有力，像是编织过的时间再现眼前。那是我第一次被妈妈的文笔震撼，也是第一次理解了“真诚的杀伤力”。去年爸爸妈妈曾独自驱车几百公里，去天津给舅爷爷过生日。她说：“这是我今年的心愿，能看到亲人的笑容心里总是踏实的。”我们的生活好像终于回归了平静，她很少再出现严重的强迫和焦虑；我也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状态变化，及时接受治疗。我们都在学着如何与疾病相处，而非斗争。每次生病的时候，我都觉得周围环境灼热，所以总是很盼望秋天，就像每年十月一我都会回到老家和爸妈一起去家门口的河边走走，看平静流淌的河水，看起伏柔和的山丘。想到一生可以如此平静，便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写作手记今天我准备回家接爸妈来杭州小住。桂花开了，栾树迎来了它繁盛的季节，我终于可以在杭州最美的季节带他们出游了。希望看到这里的你也可以分享一点轻松和喜悦吧。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作者｜Three编辑｜旁立2023年9月底的上海潮湿闷热，我正听着实习公司领导沉闷无聊的上午会议，微信上赫然跳出了从鸩发给我的私信，只有几个字：“判xx回群道歉了”。法院通知真正落到我的手里，那一刻的激动超出了我的想象。只是惊喜的冲击后，我突然又被浓重的彷佛迷雾一般的空虚所包裹，我们赢了？是的，17个月的努力后，我们赢了。但是最后所拿到的就是这样一张短短几行的道歉信？凝结了我们17个月的辗转波折、彻夜不眠，以及，曾经长达四五年的热爱的盖棺定论吗？如果能够穿越，我会给四年多前的我说：“别追这个明星了，最后你和朋友将和他对簿公堂的。”那时的我是不可能相信的。这个被告，是我们曾经热爱无比的演员。他在粉丝群中骂了他原来的粉丝群群主——从鸩，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演员属于冷门叔圈中的一员，剧红人不红。至今还能回忆得起名字的古装和武侠电视剧中，总有一两个他演的分量不算少的角色。我是在2019年的寒假重温童年神话剧时意外发现的他。剧中关于大师姐和反派小师弟的感情线点到为止，由此吸引了像我一样的一大票“CP粉”抓心挠肝，被迫从全剧几十集中仿佛福尔摩斯侦探一样抽丝剥茧去“抠糖”，不过这也正是“磕CP"的乐趣所在。看完全剧与几个B站up主的剪辑视频无法过瘾后，我决定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lofter上写起这对cp的同人文——这也是我从初中起便延续了十多年的爱好，从哈利波特到指环王，为自己热爱的角色与cp编织另一世界，补全原作中的缺憾。Lofter是一个国内颇受年轻人喜爱的创作社区平台，类似于博客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体，用户可以在上面发布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原创内容。2019年正值“天临元年”，也就是那年翟天临被曝论文造假，接受调查，而各大高校纷纷提高论文查重率，毕业生们苦不堪言，我面对着双学位两篇毕业论文的压力，写同人是我为数不多的乐趣调剂，只是后面因为毕业旅行、入职工作，这篇只写了三章的小说，便成了一个巨大的坑。但没想到很多朋友一直挂记着小说，文下的留言评论越来越多。2020年恰逢剧组周年重聚，更多人重温了这个童年老剧，并关注到了这对cp与演员xx，于是我很快拉了读者群，并在lofter和微博上重新复更这篇小说。在群中和大家一起重温剧情、讨论cp、脑洞延伸、观看演员其他作品，成为了我那一个多月中暗无天日复习托福考试之外唯一的快乐。而微博上其中一位也磕着这个cp的同好姐妹，清戈，刚刚见完xx回来——他带着自己的电影作品出席了20年的百花电影节，清戈几乎想向微博上每个提到xx、对他感兴趣的人介绍安利xx，她给我发来了大段文字，关于她去到电影节现场，xx是如何的礼貌、温柔、对她微笑、拥抱、签名、表示感谢，我看着她发来的照片和文字回忆，眼前也渐渐浮现了这个谦恭有礼、演技身手一流并且低调谦逊的男人，并一起感叹这么好这么宝藏的演员，怎么就不火呢？真的太可惜了，我一定更要好好粉他。清戈见完xx回来后，就和从鸩一起建立了他的粉丝群。从鸩喜欢上他更早，为当时还没太有粉丝的他在b站剪辑了很多视频。本来他们想让他本人也马上加入到粉丝群中，但又不好意思人数太少就邀请他进群，那时他全网的粉丝确实少的可怜，大家在各个群里拉人摇人，最后才勉强凑足了30人。我也成为了那个粉丝群的初始成员之一。东拉西凑，粉丝群的人数渐渐满了50人，xx终于在清戈的邀请下千呼万唤始出来中进了群。群里粉丝尽管不多，但满屏欢迎的语言都满溢着对他的热爱与欢喜。“老师，你终于来了！！”“最经典的xx角色呀！！”“我的xx！”他极其符合我们想象中的“老戏骨”的形象，谦虚、话不多、对于互联网并不熟悉，他甚至不会用微博发语音，但是对于粉丝真诚分享着他的日常——健身、拍戏以及偶尔因为不红而接不到好戏的遗憾，甚至表示自己现在拍的戏只是养家糊口罢了，已萌生退圈的想法，大家则极尽所能地夸赞着他的过往角色，赞美着他日常敬业以及安慰鼓励着他人到中年的失意。“老师，你做自己想做的就好了，拍不拍戏我们都支持。”“老师拍xxx时受了多少伤，现在的小鲜肉们哪个能做到？”……我至今还是很怀念那段时间，那时雾里看花，隔水望月，偶像与粉丝都保持着彼此的距离，却也有了美好的想象与寄托，我们在群里谈论着他的过往角色，聊着彼此的日常，是一种现实生活之外的慰藉与鼓舞。群里的人有学生有工作党，大家因为共同喜欢着xx而聚集到一起，而因为网络的间隔和共同的爱好，又使得我们能够在网上谈论一些现实中无法与朋友亲人倾诉的烦恼，很快，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限于xx和他的角色，开始讲起自己生活中的各种趣事与烦恼，我那时正在休假备考托福，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于是在群里便和大家一起聊天，借以释放压力。2021年8月份，新版武侠剧播出，他出演的老版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的怀旧，很多up主在b站开始剪辑他的打戏片段，沉寂多年的他迎来了第一波“文艺复兴”。接着到了10月，他饰演反派的民国剧播出，他在其中一头白发的军阀形象又一次在b站爆火，十几个视频剪辑的播放量都达到了百万以上，两波流量加在一起，而我们那个之前没什么人的微博粉丝群也吸引来了很多新粉丝的到来。粉丝群体迅速扩张，粉丝群成员在两个月内从30多人增长到三四百人，也许是格外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关注，之前群里和大家不怎么互动的他，开始频繁发言，甚至学会了发语音，给大家讲他拍戏的种种经历，讲他童年的趣事，讲他对自己演绎过的不同角色的理解。而出身戏曲世家，后来放弃了唱戏转行当演员的他，甚至在群里给粉丝们唱起了多年不唱的戏。我当然也很为他高兴，但那时因为奔波于实习和美国签证机票的种种准备工作，我并没有再像粉丝群刚建立时那样在群内频繁发言。直到2021年12月的那天中午，费城的冬天和北京一样的冰冷干燥。我拿着学生公寓楼下买的咖喱炒饭和送的一罐可乐，回到公寓准备一边窝在沙发里看剧一边吃饭，外面大雪纷飞，屋里温暖如春，这是异国留学的冬日中我最爱的一件事。等待美剧加载中时，我顺手点开了微博，鬼使神差地又打开了久未翻看的微博粉丝群，但万万没想到看到的是几页几页刷屏的争吵。群主从鸩在群里被当了管理员的几个新粉丝“围攻”并列数罪状，同时她们xx建立了“新群”，想将群中粉丝都迁移到她们建立的新粉丝群中。我印象中对xx极其热爱的群主，在他几乎没有几个粉丝时，就在b站为他剪了数十个视频剪辑，怎么可能会干这么多伤害他的事情？翻阅将近数千条的争吵信息后，我渐渐理清了事情的全貌：随着新粉丝日渐增到，群主一人管理不过来，于是将毛遂自荐的两个新粉丝设为了管理员。但群主是老粉，并不太认同内娱偶像粉圈的管理标准，比如粉丝加入粉丝群，要去“做任务”——在微博超话发够多少条帖子，要和明星的微博多互动成为“铁粉”等等，她觉得xx本来粉丝就不多，现在好不容易文艺复兴了，那么就应该人越多越好，所以不想给粉丝群设限。可新任的两个管理员却粉丝进群就要以粉圈标准衡量，没有一定的发帖数没有达到“铁粉”就是不够热爱，群主这样随便让什么人都进群，很容易招致xx的“黑子”进群，她这样就是“不称职”。这次争吵的直接原因是群主又添加了新的管理员，两个现任管理员不满自己被“分权”，便向xx告状，并建立了“新群”。我看着她们在群里一条条列数群主的“罪状”，越来越忍不住发笑。比如，她们说从鸩对xx不尊重，多次直呼他的大名，不像她们一样称呼他x老师。那时的我其实和群主并没有很熟。只是我凭着前面一年的观察，了解群主对xx的热爱，在他没有多少粉丝时候对他的种种为爱发电去剪辑去建群等等行为，还有我们之前在群里开放而热烈的讨论，让我认为群主并不是她们所讲的那样自私揽权的人。许多人以为我是老粉所以和群主关系好，其实我在下场为她辩解时，之前都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我一直想坚持的是自己认为的一种“对错”和价值观吧。我以初创群成员的身份出来为群主说了几句话，没想到一下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现任管理员和她们的拥踅开始了对群主和我的疯狂谩骂，我的微博评论中一度出现“死妈”“死全家”“做鸡”等非常肮脏的谩骂，而其他支持群主的粉丝希望我去当群管理员。于是原本的一个粉丝群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新管理员们创立的小群，有着粉圈严苛的纪律管理，同时她们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另一个则是群主两年前创立的大群，我们简称大群和小群。而在这所有风波之中，xx隐身了。隔了几天后，他在两个粉丝群中分别出来说，大家都喜欢他，不要吵了，和和气气的。但其实那时他已经对群主很不满了，但因为不想伤害其他支持群主的粉丝，xx开始了“端水”——大群和小群同时来互动聊天。这或许是在他看来最好的解决方法，但他没想到更加剧了他粉丝群体的混乱。他的端水造成了两个群中粉丝疯狂的争风吃醋，他在哪个群中多说了一句话，多发了一张图，都要互比，而小群的粉丝们在大群中不断卧底，随时截图着她们认为的”不妥”的言论，向xx告状，发出来挂人谩骂。而他好不容易文艺复兴累积起来的粉丝也在这期间不断流失。这样的情况持续整整4个月。而我和群主在这四个月中，也一直被小群的管理员持续谩骂着。到了2022年4月，在谩骂、混乱和争论愈演愈烈之际，有几个追星经验比较丰富的粉丝，终于看不下去，希望肃清一下xx的粉丝圈，于是用了粉圈常见的手段，将小群的两个管理员挂上了抽奖贴，整理了她们的种种行径——卧底告状污蔑其他粉丝、滥用职权、对他人人身攻击等等。大家希望以不限圈的抽奖贴形式将她们的行径广而告之，逼她们退圈。这整件事情群主是全程没有参与的，只是越来越多的人看不下去了，于是大家自发组织了这次抽奖，转发的人也越来越多。几天中，小群的两个管理员先是卸任了超话主持，接着卸任了管理员，xx一直没有出现在两个群中，我们觉得他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就在大家以为即将迎来胜利时——抽奖发布的第五天，2022年4月23日的清晨，他来到大群中骂了他原来的粉丝群群主从鸩整整一个半小时。2022年4月22日美国东海岸的下午五点，那时正是国内的早晨五六点，我刚刚下课回家，刚买好了楼下印度餐车的咖喱炒饭，本想回到家以后舒服的看个剧放松一下，结果刚到家就收到了一个姐妹的信息：“老头刚来群里大骂从鸩了。”这几个字让我如雷轰顶，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迅速点开粉丝群，看到xx几分钟前刚刚进入群里，他因是粉丝群关联的明星而独有的黄色语音条，一条条在群里不断发送，我看到群里的粉丝们似乎也都是大清早一脸懵的状态，只是不断地在说着：“老师不要生气了。”“老师您怎么了。”我把群聊记录划到他今早进群的第一条点开来听，带着浓重酒气的中年男声突兀而含糊地响起：“你不想干，你给我滚蛋去！让她滚蛋！！！我当群主！滚蛋！”“而且群主我容忍你很长时间了，我发现你不对劲，我已经发现你不对劲了，你何必呢你在这儿。你跟我没关系，你何必呢？你凭什么这样嚣张啊，嚣张什么嚣张！这个天还不是你的！”“一个资深的我xx的群主，你既然不喜欢我，你何必她妈害我。”“这个群主不是个好东西，我现在真敢这样说。”我愣怔地听着这些彷佛来自街边醉汉的语音，一句句毫不留情地直喷向从鸩，好像那是xx平生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哪怕是在现实中，我也没见过有谁用如此连续猛烈的话语去攻击一个人。我怀疑我是否出现了幻听，从没想过已经五十多岁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快三十年的xx有这样情绪失控的一面，而在他的语音之下，很多伪装在大群中的小群粉丝“卧底”开始不断附和xx，说着“老师说的对，老师先不要生气了，群主确实有问题”，“您消消气，我们新建个群”。但不可置信之下，我却格外冷静，虽然心里已经抑制不住想要在群里同xx大吵一架甚至对他也破口大骂，但理性的声音告诉我，此时失控对自己和从鸩绝无任何好处，于是我也只能尽量克制地说着：“老师您先不要生气，但是从鸩并不知道抽奖的事情哇？”“您是对她有什么误会吗？”这类无关痛痒的解释。可已经哪怕是这样的克制解释与询问了，仍旧有小群的人跳出来，说我快和xx吵起来了，或许在她们的思维里，任何与明星正主意见相左的话语都是一种忤逆，一种犯上。在持续攻击从鸩近一个半小时后，xx似乎终于骂累了，他迅速同时解除了和大群小群的粉丝群关系，自己重新新建了一个群。他快速的一番操作也令我目瞪口呆，这还是那个两年前连微博语音都不会发的高冷老戏骨？他如今对于粉圈操作似乎早已驾轻就熟。新建的群一开始没有审核门槛，xx自己当管理员，谁进他都同意，我想看看他接下来还会说什么，便也加入了新粉丝群。两个小时内，原来两个群中的很多粉丝都很快进入了他自己新建的新粉丝群，xx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之前一个多小时的大骂有些行为过激，他开始安抚群里的粉丝，解释着自己只是对群主不满，两个群的粉丝对他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只是接下来的几天中，xx的粉圈依旧陷入到空前绝后的混乱中。有人发着脱粉宣言，有人夸着xx骂得好，有人为从鸩鸣不平，有人试图向xx哭诉解释一切。我一下子被拉到十数个不同的粉丝小群中，每个人都试图想问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向xx去解释一切，从鸩到底做什么了让xx这么恨她？无数的问号向我汹涌而来，几乎要吞没了我，但是我也什么都不知道。而事件中心人物，群主从鸩，那天因为周末休息晚起，幸运地没有听到xx直播骂她的一个半小时。她醒来后，我们所有人告诉她的第一句话都是：“不要去听群里的语音。”从鸩很听劝，并没有去听任何xx的话语，但她半开玩笑的一个询问一下子点醒了我：“哈哈xx到底说我啥了啊，我是不是能起诉他啊，赔我钱！”那时其实我们已经决定起诉小群那些疯狂谩骂近四个月我们的粉丝，按照网上的过往案例，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名誉侵权和诽谤。对啊，同样都是明确的侮辱谩骂，我们可以起诉小群的粉丝，同样也可以起诉xx。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这个被告里，会有xx。之前xx没有骂从鸩时，大家都想的这是粉丝之间的争吵，与正主无关，我们可以用各种证据、各种说理去证明从鸩和大群的清白、小群新粉丝的污蔑，但是现在xx下场了，他甚至亲口骂了从鸩“不是个好东西”。粉圈是没道理可讲的地方，明星正主说的话就是一切，就是圣旨。哪怕再看上去黑白颠倒，他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解释似乎都成了笑话。但是从鸩的询问点醒了我，ok，既然粉圈这里没道理可讲，那我们就找个有道理可讲的地方，能够公正裁决的地方吧。小群粉丝骂我们能够被告，你是明星但也是公民，违法侵权了为什么不能被告？许多人以为我是老粉所以和群主关系好，其实我在下场为她辩解之前，我都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我跟群主之间私下里的感情是因为打官司才熟悉起来的，我们之前甚至没有加过微信好友，是决定打官司以后，我才加了她的微信，之前都只是在群里聊聊。虽然下定决心开始打官司，但是实际的操作和流程我们都毫无头绪。朋友先去问了她辞职去做律师的前同事，但是同事因为是做离婚诉讼的，对民事侵权这一块其实不了解，给她的答复说是很难立案。大家都觉得没希望了，可我并不死心，我想再多问几个人试试吧。我便硬着头皮开始翻通讯录里和法律相关的同学朋友，一个个询问过去。舍友在湖大读研但是是做法学研究，不会诉讼。后来抱着一线希望去找了许久不联系的在北大读法律的学长，出乎意料的，他在忙碌工作之余很热心地看了我们的初版材料，并且帮我们咨询了其他两个学姐学长，其中一位学姐说可以打，律师费是两万。我听到这个数字后心里沉了一下——从鸩家里刚刚装修，并没有那么多钱，而我还是学生，也没办法一下子借给她那么多，我觉得这案子可能没法打了。但没想到从鸩听了以后说还行，她说等两个月装修完存一下工资就去找我学姐面谈签合同。从鸩和学姐正好都在北京，面谈一次后，从鸩和学姐敲定了律师费用，我们便开始收集证据，殊不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学姐建议我们找3个以上的人写证言，证明从鸩从来没有做过xx骂她的那些事情，她从没有坐山观虎斗，从未煽动粉丝去做抽奖贴，这一切都是找我了解内情后，大群的几个粉丝看不过眼自发行动的。支持她的人很多，可听到要实名作证，本来说好能来的人反悔了。也许，她们害怕实名签字摁手印这个瞬间。从鸩很失望。其实，这类民事诉讼不管是对原告被告还是证人，都没有太大影响，但最后只有我、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姐妹和一个人在台湾的姐妹，写了证言。在诉讼整个过程中，最磨人的一点莫过于证据收集的过程了，而这又是名誉侵权案中的重中之重。学姐强调名誉侵权除了证明xx的言论对从鸩造成了侮辱与诽谤之外，最需要证明他骂了从鸩以后，造成了她的社会评价降低，而这个社会评价降低就是其他人因为听了xx的话对从鸩的贬损。而这些其他粉丝对从鸩贬损，只能从他的各个粉丝群中截图。当时xx的粉丝在他骂人后分成了三派，一种是认为他就是纯傻x，由此彻底脱粉；一种认为他做错了，但是被小群的新粉丝们蒙蔽了，朋友也没有和他解释清楚，错都在小群的新粉丝上；还有一种就是认为xx骂的没错，小群的人虽然也做错了，但是至少是爱xx的，而从鸩其实早就脱粉xx了。事情吊诡的点来了，我发现我没法把自己归类于任何一类粉丝，虽然决定帮助从鸩起诉，但我其实对于xx还仍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并不会像多数第一类粉丝那样对他完全深恶痛绝。直到现在，我过去为他的角色写的同人小说还仍旧在小红书、抖音b站等各个平台上被不断推荐，每每看到读者的赞赏和评论，我仍旧感到欣喜，这对于我的文字能力和对他这几年的热爱是一种肯定和证明，而看到这些推荐评论我不可避免的仍会想起并关注xx扮演的角色，没有他的精彩演绎，不会让我如此多的灵感去写下这些文字。而同时，我和很多粉着xx的粉丝还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我甚至还和另一个姐妹聊天，说我们哪次有空可以去横店探班他，我真的想实际看看这个最后和我们对簿公堂的男人现实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直到今天，我都没办法界定我对xx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许我讨厌他的愚蠢自大，但我又因为自己曾经写过的同人、对他角色的喜欢以及那些朋友，我对xx依旧关注着。经过两个月的曲折取证与自己内心的复杂感情，我收集了她们诋毁从鸩的相关言论截图作为证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个G，分门别类整理了一夜才上传到网盘里交给律师。找人写了实名证言、收集了完整证据链、准备好了起诉书，我们终于进入了正式的起诉立案流程，而从提交立案到最终宣判，没想到这条路我们走了整整17个月。2023年8月初审拿到案号，10月收到第一次通知，开庭定在了12月中旬，我们本以为下面便是按部就班的开庭、答辩与应诉，谁知道xx迟迟不应诉，第一次上庭后，法官告知我们xx不接电话、无人接收传票通知，也没有网上应诉，现在还不能开庭。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走缺席开庭公告。即如果被告如果长期不应诉也联系不上的话，需要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被告缺席公告，而整个公告期长达两个月，两个月后公告期满后，才能再进行开庭。而《人民法院报》的版面有限，我们还必须等待版面的排期，就这样，从12月中旬到3月初我们终于等来了《人民法院报》的版面排期。而两个月的公告期后的5月，我们终于可以在被告xx缺席的情况下开庭。从22年8月深夏到来年5月的暮春，跨过夏末、金秋、隆冬，冰雪消融的初春，一直到最后的暮春初夏，“等”——是我们学会的最重要的一课。公告期即将结束，马上到了5月第二次开庭的日子了，xx一直仍旧没有应诉，我们都以为最后他应该不会出庭了。但没想到公告期即将结束、马上开庭的前两天他又去应诉了。其实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他不经判决就真的道歉了，他还不算一错到底的离谱。但没想到，他来到了他的新粉丝群开始说——“他们四个人合起伙来搞我呢！”“‘他妈的’不是骂人，滚蛋是一个形容词，这不是北京人的口头禅吗，法律上哪一条法说这个侵权？”“让我上诉的话，这就没头了，我要（把反诉）当个事业来干了，比我拍戏都认真”。“我要干到我最后一口气，谁输谁赢还早着呢！”“我们要学学法治社会，不会做一个法盲。”“我是个战士，一定要征服他们，看我表现吧，我是个战士。”我看着这一条条信息，忍不住笑起来，一个法盲说着自己“不会做一个法盲”，而难以想象这些话出自一个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三十余年已经五十多岁的资深老演员。群里xx的粉丝们纷纷开始为他加油鼓劲——“老师，你请个律师。TM和滚不构成辱骂，其余你说的都是事实，更不会构成辱骂，你输不了。”“老师，我们永远在你身后相信你，无条件相信你。”“老师说的对，TMD不就是个语气助词吗？”“老师，这明明是他们对你的名誉权侵权啊！”xx经不住她们的哭诉劝说，还是找了律师，好笑的是，他的律师在看了整个案子并找粉丝们“取证”后，xx一反常态地没有再像之前在群里那样嚣张，而从鸩在5月15日开庭前一晚接到了xx律师的电话，对方绕过我们的律师在电话中直接问她是否接受调解，从鸩拒绝了。5月15日，我们的律师终于和xx的律师在法庭相见了，而那天正好也是我在美国的硕士毕业典礼。我走在毕业典礼喧闹庆祝的游行人群中，和大家随着长号喇叭的声音舞动，突然有一瞬的恍惚，从2019年本科毕业喜欢上他，到2023年硕士毕业，我经历了本科毕业、工作、辞职、出国读研、硕士毕业，我人生重大转折的几年好像都有这个男人的名字，他的角色曾给过我人生低谷时的彷徨安慰，曾带给我许多欢乐与创作灵感，让我认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也让我经历了许多无端谩骂，感受了许多痛苦、辗转与愤怒。我曾经为他的角色彻夜未眠写完十几万字的小说，最终却和朋友将他告上了法庭。我们终于法庭相见，同一天现实中的我也终于迎来了硕士毕业，彷佛是一种青春的落幕。命运真是神奇。开庭后又经过了漫长4个月的等待，9月底已经毕业回国的我，终于收到了从鸩发给我的私信，只有几个字：“判xx回群道歉了”。xx的道歉信很短，只有短短几行——致YY（微博名：从鸩）女士：本人xx（微博名：xxxx）于2022年4月24

今年4月26日至5月17日，总共四周的时间里，四十位写作者在三明治线上英文阅读写作课程中，与土耳其作家Nazli共同探索“记忆的边缘”，这节课程延续了Nazli上一期三明治课程“都市、记忆与欲望”的主题，以“记忆”为起点，鼓励写作者们通过非虚构文学对记忆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并对已被遗忘的内容产生好奇在春季的尾声和夏季的序曲中，我们共同阅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文｜马各我出生在7月大暑，还是下午太阳最猛烈的时分。这似乎加强了我作为一个身处更为炎热的气候带——亚热带的南方居民印象，在一年当中我对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光线的包裹足够熟悉也足够有安全感，这也让我为在这一月份袒露情感找到了很合适的理由。对一个露怯的自白者而言，可能需要经由这样一个有确切起始意义的时间点，我才能对外开始一个“名正言顺”的讲述。因为与之相对不确定的，是我思考了已久的自我暴露问题，以及对我将暴露到何种程度的忐忑。在一期《开放三明治》电台，我听到短故事的编辑老师曾这样讲述：“‘短故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不断地在消解我偏见的过程”，这很触动我。她说，“有一个人非常平等的人会跟你去对话、交流”，这个朋友可能是一个“和你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朋友，可能会让你知道你所经历的事情还可以这样想。”要知道，早在正式开始前两周，我已经将手头的一些素材梳理过一遍了。这次写作关乎我与母亲——一位如此重要的家庭成员的纠葛，甚至事关我的新家庭，我知道一旦开启这场直面内心的书写，我就不可避免会陷入一种对我和我母亲的批判，我曾在无数次反思中拥抱过去的自己和母亲，却始终无法与现在的自己和母亲达成和解。从一开始书写，我就得到了很重要的对这份“自我暴露”的勇气的肯定和支持。在写作的DAY2，我的编辑老师和其他同学毫不吝啬在我的写作页面留下鼓励——“真是很诚实的写作，而且你的表述很准确”。“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你对母亲深深的爱，这些爱是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正是这种复杂和痛苦，让你的故事充满了真实的力量。”我努力回想，在过往的媒体工作经历亦或是私人写作经验中，我从未从其他专业写作者那里，收获过这样一种必要的对我的写作的评价和鼓励，这是全然无私的基于写作的交流。短故事的老师对我说的最多的话是“讲述不是不可以，但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去展示”。在一次关于如何展示的交流中，我初次袒露自己的顾虑：我对那些具有强烈冲突感的画面的揭露感到很为难。“我可以增加我们争吵的那些很具体的对话的细节，但我当下有一些顾虑，一方面是，

很多人都会问到，为什么要读小说？那些人物和事件，甚至年代和国度，都距离我们那么远，知道别人的故事，对我们具体的生活有什么作用？我曾给过各种答案，比如说：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了理想自我；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同样的创伤；但种种答案里面，最根本的一条，依然是整理。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整理，学到了整理。仅仅只是需要整理自己的生活，乃至自己本身，一切就会很不同。这里我提前强调一点，我们读小说，但不是为了写小说。不管是我自己的写作，还是我要在这里发起的课程，我都建议写作我们自己，写作我们的日常，写作我们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的。我们从别人的故事中所学会的，迁移到我们自己的写作中。这类写作还有一个作用，它能改变过去。有个科幻小说叫《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阿巴斯深受悔恨折磨，他得知有一种可以回到过去的“年门”，他马上穿越回去了，但他发现，什么都改变不了，事实改变不了，但是回去之后，他有机会获得了对事实的不同理解。事实无法改变，但你的理解会有所改变——这就是阿巴斯的领悟，他说“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更深刻地理解它。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因为我有机会重新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如果我们能使用写作来对待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年门”，我们不需要科幻，只需要在时间的作用下，你的思考，使你对过去的理解有所不同，你就能获救了。这门

编《收获总目录（1957—2023）》（作者单位：《收获》杂志社）注释［1］这批文章发表时署名“何伟（Peter

加入每日书用微小的记录对抗现实的虚无感收录16场关于“写作和生活”的真诚对话三明治首部创作者访谈集

“三明治阅读俱乐部”是三明治线上写作社群每日书社区的共读共写活动。我们会在当月的写作社群内更新选书资讯，书籍范围包括非虚构、文学、历史、社科类。参与每日书的作者可报名申请获得赠阅。在阅读俱乐部，你可以：●获赠精选书目●尝鲜还未上市的新书●和每日书小伙伴们共读，交流阅读感受●获得编辑推荐的延伸阅读●共写书评，你的阅读体验被更多人看见10月将有三本新书作为三明治阅读俱乐部的共读书目，分别是《女字旁》《日暮时分》《从熊口归来》。报名10月每日书就有机会获得赠书，参与共读活动，希望收到赠书的小伙伴至少写下300字阅读感受，精彩书评将会发布在三明治公众号上。1《女字旁》作者：殳俏出品方：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个秋天，我决定离开伦敦。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呢？很难说出哪个时刻，我甚至在日记本里，像《再见爱人》每天回答“离还是不离”一样，写自己想不想离开。想起在伦敦电影院看过不多的几部电影里，最有印象的就是汤唯主演的《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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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越小川编辑｜旁立“躺到床上”，没有问候和寒暄，门一开就传来这句居高临下的指令。通过眼罩的缝隙，我看到声音的主人还一下就把房间的白炽灯调到了正常的亮度。我听到先生赶紧起身去拧暗灯光，他的声音里充满着迟疑。“我是值班的产科医生，我来看下您太太开了几指”，干脆的声音毫不迟疑。因为高度近视，我只能根据声音的来源找到门口一个小点。我继续保持着俯趴在窗台上的姿势，对着那小点以尽可能友好的语气说：“我不需要检查”。咽了咽口水，我继续说：“我的身体知道怎么做，您的检查会让它过于紧张反而延缓进度”。看不清那小点的表情，但我猜测她应该没有想到我会拒绝这项例行检查。在沉默中，我身边的助产士啪啪敲打了一番她面前的仪器，似乎想缓和下空气里的尴尬，说：“孩子的心跳正常”。门又关上了，房间里又回到了两支烛光的亮度。四月伦敦凌晨四五点的寒气从我面前这扇巨大的窗户逼进来，我不禁打了寒战。我听到助产士换成西班牙语对我先生说：“她居然会拒绝医生检查！”我的心跳很快，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产房里。大概两个月前一个同样漆黑的夜晚，孕妇经常经历的小腿抽筋一把把我从睡梦中拉出来。一股恐惧在寂静的黑暗里质问我：那两腿间，真的要通过一个人？后来，我从图书馆里抱回的一叠书里说，女人的身体虽说是为分娩设计的，但现代医学却慢慢让女人忘了如何开启分娩模式。练习呼吸的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养的一条小土狗。在临盆的夜晚，它破例没有来我床上，而是躲在家里隐秘而黑暗的角落。我所做的，就是顺着哺乳动物的本性，用黑暗、熟悉的气息和声音、以及呼吸在医院里复刻一种原始的安全感。我对医生说不的勇气，也是书上教我的。英国曾经有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女人，呼吁让女人做回自己身体的主人，拒绝不必要的器械和检查。但即便在伦敦，女人们的抗争似乎很难穿透医院高高的围墙。最后，我最脆弱的器官还是挨了一大刀，好让被脐带多重缠绕的儿子能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我成了一位母亲。“哟，是簇新的呢"

十月英文班中，班主任照例会分享丰富的英文阅读材料，并且这次加入了应景万圣节的读物；还会组织一些有趣的集体游戏，例如故事接龙……更多关于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互动、讨论，等着你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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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Action!”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和我长得相像的人，这甚至不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房间，又怎么会是我的房间呢？但至少我站在这了，说着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的英语，也大声吆喝”Rolling!”

加入每日书用微小的记录对抗现实的虚无感收录16场关于“写作和生活”的真诚对话三明治首部创作者访谈集

作者｜二默编辑｜Jasmine我一向喜欢与机场相关的夜晚。离别，归途，家乡，远方，重逢，错过，所有最能调动一人之深情的元素在此汇聚、发酵，比世上所有的烈酒都醉人。飞机于夜空降落，我便跟着落进那星星点点的怀里，还有什么比这更浪漫的方式，让我与一座陌生的城相遇。内罗毕之夜：失而复得的护照让我重新认识一座城市此刻，我在内罗毕机场国际航站楼外迈着无所知觉的步子，不知道要往哪儿去。我没有醉，可我多么希望我醉了，一觉醒来发现这只是梦。“再回柜台找找吧。”男友Mannan提醒我。他的声音清清楚楚。这不是梦，我的护照真的丢了。一个多小时前，我拖着行李找到Mannan和他的朋友Sanya。他们刚把我送到机场，本以为我要去塞内加尔开始新的工作项目了，谁知我又回来了。“这下工作计划全乱了。”我万分沮丧，航班临时延误十几个小时。“刚才机场可太乱了，到处都是航班被延误的乘客。”Mannan忍住了对我的嘲笑

Beach，我这才意识到，哇噢，原来这也可以是beach，标准也是够低的。以前总觉得beach就等于沙滩，但英国许多海滩都是石滩，以致于在网上研究去哪个海滩玩的时候，必须要明确到底是sandy

你可以来房前屋后主题班写什么记忆里居住的第一个家拥有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房子记一次搬家的经历，是独自搬家还是和家人朋友一起？租房/买房/装修过程中踩过的坑：被骗/返工/房东（卖家）反悔遇见过的合居室友写写老家的房子增强居住幸福感的好物分享和邻居有过友好互动吗？还是发生摩擦？选房心得体会/pick和ban点理想中的家居风格写一写你喜欢的建筑物喜欢的户型/不能接收的户型上过房顶吗？……文

今天夏天，奥运的激情在巴黎再次点燃。我们熬着夜为运动员欢呼流泪的同时，也没忘了将运动的热情延续到生活当中。这个八月，每日书奥林匹克班的小伙伴们写下了运动带给他们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举办属于我们普通人的“奥运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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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阅读俱乐部”是三明治线上写作社群每日书社区的共读共写活动。我们会在当月的写作社群内更新选书资讯，书籍范围包括非虚构、文学、历史、社科类。参与每日书的作者可报名申请获得赠阅。在阅读俱乐部，你可以：●获赠精选书目●尝鲜还未上市的新书●和每日书小伙伴们共读，交流阅读感受●获得编辑推荐的延伸阅读●共写书评，你的阅读体验被更多人看见9月将有三本新书作为三明治阅读俱乐部的共读书目，分别是《以爱为名的支配》《粤菜记》《逃走的人》。报名9月每日书就有机会获得赠书，参与共读活动，希望收到赠书的小伙伴至少写下300字阅读感受，精彩书评将会发布在三明治公众号上。01《以爱为名的支配》作者：[日]田岛阳子出品方：磨铁·文治田岛阳子，1941年出生。英文学及女性学研究者、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前日本参议院议员。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从

作者｜榛子编辑｜珍妮又是一年冬天，若是在家乡，想必雪已经下过好几场了吧，然而，此时此刻的岭南，却是另一番模样。打开后备箱安置好行李后，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里，从公寓去火车站的路并不近，我呆呆地看着窗外，看着车辆穿过拥堵的城区，然后接连路过了区与区之间所间隔的几处山坳，窗外尽是红花绿树，人们穿着单薄的衣裳，好像在无意之中挥霍着用不完的春光。这是我在岭南过的第二个冬天。“我快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春天啦。”我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美好的记忆发生在某一个冬天当中，而此刻，我尝试着呼唤它们，但它们拒绝了我的召唤。“所以，我也不是自己所想的那般‘世界主义’嘛。”岭南挺好的，说真的。从北回归线之南的某个点出发，坐在向北的火车里，我想。我喜欢这里的繁茂，喜欢这里山水相接处的丰富性，也喜欢这里永远明亮如春。我半睡半醒着，而火车则自顾自地一路向北，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火车路过湖北，这里是我读书的地方，也是我一开始曾逃向的地方。然后，火车继续穿过河南、河北，到华北了。窗外的风光大抵不会再变了，而我身边的人早已经换过几趟。然后，便是家乡了。我所抵达的车站位于隔壁县。这里并不处于县城的中心，车站旁边是无边无际的麦田和风车——如今，它们已经竖起来了，并伴随着阵阵冬风慢悠悠旋转着。而我上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则还一动不动躺在地上。车站外站着一排齐刷刷把手揣在大衣袖子里的出租车司机，然后，我看到了来接我的爸爸妈妈。回去的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像一个一年都没讲过话的话痨，问起小镇是否发生起过诸般改变。“所以，学校、医院、社区，都即将不再属于油田了哦。”我想。以后的学生们，则不必像我们一般，对于自己是哪里人还需要面临抉择了吧。“我们的邻居前两周也刚走了，这阵子搬家的人很多。”我听到妈妈在前排说。“听说他们去了胶东那边，慢慢的，油田人就都不在了。”油田是什么？油田人又是什么？终于，时至此刻，这是一个我已然可以从容放下的问题啦。具体来说，我于此所书写的“油田”指的是位于山东北部，以“东营”为中心的胜利油田，它既是一个更庞大国企——中石化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其触须不断得以伸展，并深深扎进土地的异样存在。在这片古老的土壤上，油田以一种典型的集体生产方式，重铸了其广袤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一个人一旦毕业，来到油田的工作并入了“油田编制”，便自动从某个具体的“地方人”变成了“油田人”。它是一个企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构筑了一种身份象征。正是这种异样，曾令我深深地困扰其中。在“油田”的中心东营之外，还有着零零散散十余个采油厂，分布在偌大黄河北部的平原上，而我所长大的小镇便是其中一个。国道上黑黢黢的，但也不总是这样。时而会有挂着鲁、冀牌照的重载货车呼啸而过，伴随着的是白喇喇的车大灯。过道两边的树林蓦然被照亮，像是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惊扰。而后，四处重归宁静。如果再早一点，还可以看到时而会有赶羊人沿着国道的边界缓缓放羊，在那里，生长着一条与公路平行且绵延不尽的野草地。车不知什么时候开过了县界，漆黑的窗外，越来越多的油井若隐若现。而后又过了一会，我们停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对面便是小镇了。饥肠辘辘的我们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米线店。曾几何时，大量生活在小镇的四川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也曾是‘油田人’）带来了这种食物，如今，他们大多已经回到了自己所谓“真正的故乡”，而这些店很多却留了下来。“你这个假期怎么打算的……要不要去找你原来那些朋友聚一聚？”“算了……”我说。我确实还和其中一些人保持联系，但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见到他们。“去走走呗，很多人都已经不在这里了。还有那个谁，那个J，他不是你以前最好的朋友嘛，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还有联系吗？”我咽下最后一口食物，想了想，“没有了，很早就没有联系了。”当然，这是事实。“好吧。”我听见妈妈说。“吃完了我们就回家，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小镇位于华北平原深处。数十年前，石油的突然发现令这块土地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在那个大学毕业生需要接受分配以谋得职位的年代，移民们从全国各地涌入，来到了这个对他们而言或许陌生而新奇的地方。他们带来了一摞摞图纸，而后，理念化为了现实，漫无边际的原野上，一点点建立起了庞大的采油、输油和炼油基地，以及一个整齐划一的小镇，和里面的社区、医院、学校。事情并非至此而止了。人们抵达这里，但这片土地同样本非无人区。望向这个共同的物理空间，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两个小镇盘亘交错着，它们彼此相互重叠，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同时存在着。第一个小镇属于那些被我们称为“地方人”的人，这里既是他们的家乡，又是他们的祖地；除此之外，另一个小镇则属于“油田人”，这个称谓并非来自地域，而是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符号。一条隐形的界限隔开了在同一个空间生活着的我们，小镇故此一分为二，同一片大地，两个族群，以及两份共同记忆。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在属于油田人的那一侧长大的，共同的生活环节模糊了我们“油田子女”之间的差异，最终，我们看起来都如此相像。我们生活在不大的小镇里，讲着清一色的普通话（那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只会讲的东西），沿着同样的轨迹读着相同的学校，分享着模糊而类似的愿望。现在看来，在小镇生活或许算得上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在当初，大家绝不会这么想。比我们率先厌恶起这般庸常生活的，是我们的长辈们。后来和朋友们聊天时，我逐渐发现了一个隐秘的神奇共同之处。在不止一个家庭里，朝九晚五的生活被用来恫吓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们，譬如，“倘若再这么下去，你们也就只能留在油田朝九晚五啦。”现在想来，这种对外部的渴望，对接受“小镇”作为故乡的迟疑，多多少少继续流淌向了下一代。回想起来，大家其实过得还蛮好的嘛。在一个物价低廉的小镇生活，过的是那样一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对我们这一代人更如是，毕竟，某些更沉重的东西——我们每个人自己背后的宗族、祖地，乃至齐鲁大地上古朴严肃的传统观念，被我们自己便身为移民者的父辈们从容挡下了。但或许，也正是这种无忧无虑，和其内所早早埋下的茫然的种子，反而使得大家最终默默走散，不再往来了吧。J与我从小学起便在一个班内读书了。二三年级开始，我们便频繁在一起玩耍。时日渐久，我们逐渐察觉到，对于许多问题，两个人有着意外相似的看待方式，除此之外，我们对娱乐方式的品味也蛮像的，这些事令我们不无惊喜。从本地小学便在一起读书的我们玩着同样的游戏，聊着同样的问题，又进入了初中的同一个班，分数和排名也都难分上下。慢慢地，我们开始变得无所不谈。“你们这个成绩的话，再努努力或许可以考虑冲击一下二中。”还记得某个下午，在一次月考放榜后，我和J去了办公室询问成绩，当时有老师这样讲过。小镇并不位于胜利油田所驻扎的东营，但在当时，在油田教育体系之中读书，向另一座城市的好中学进发则是天经地义的事。诚然，二中并不在大家视域之下真正的好中学一列。当时的我默不作声。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一直有点怯懦的人，在生活中往往只会小心翼翼着隐匿自己真实的想法。既然彼时的我确实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于是我便纠结万分地默默“容忍”下了老师的结论。“能不能不去二中，去一中要多少分？”我听见J在旁边问。“正好，我本来打算开班会讲的，现在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老师似乎并不奇怪他想问的问题，或者说，老师或许在期待这样的问题。他拿出一张纸，开始对刚刚离开小学而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我们讲了起来。“以去年的录取结果为参考，一共有这些同学考上了一中，而该年的录取分数线是XXX分，这意味着你们每门课都必须要达到……”“非要如此吗？”我想，仿佛某个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已然逝去。回到座位后，我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还记得那阵子，学校在我们所在的年级开展了教学试点，采用了一种以小组讨论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法，并为此调整了座位的排列方式。而我的座位也有幸以一个惬意自然的角度面对一扇宽大的窗户，而不仅仅是黑板。于是，在那个下午，带着思绪，我的视线一次又一次游离在窗外。我看见，对面的低年级教学楼（那也曾是我走过来所路过的一站）自楼顶向下，缓缓蒙上了一层轻盈如纱的暮色暖光。在沾满黄昏气息的大楼上，油漆褪色的外墙布满了陈旧的裂痕，绿油油的爬山虎则像一团团浓绿色的火，紧紧攀附在那些裂痕之上。在时有时无的晚风中，暗绿色的叶子上上下下缓缓摇曳着，像极了我小时候在大海边，所看见远处的一只孤零零的远航船。“我还能抵达更远的世界吗？”我想。那一刻的我，全然地接受着逃离的欲念。我回头看了看教室里的人。我的朋友J正在埋头看书，不理窗外事。还有刚刚同班的陌生同学A、C等人……在当时，我和他们并不怎么相识，我们还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的身影如此明亮，而我则装满了无可救药的疲惫。“或许，我只配看着他们抵达一个更远的世界。”当然，从今天去回观昨日，我会看到一个被优绩主义困扰而不自知的自己。然而在那一刻，那是我的困惑。我们同样渴望离开小镇，获得某种更大的“自由”。虽然，当时的我们或许既不懂世界，也不懂小镇。我原本以为那个下午的事情便会这样过去了。过了几天，J发来邀请，问我想不想去他的家里一起玩游戏。“我家长那会儿应该不在家。”他说。我并不常去他家玩，这份邀请令我在接下来几天当中充满了期待。为此，我专门花了一些功夫进行了一番特训。每天夜色将至，我便偷偷打开电脑，重复练习了很多技能，确保我至少看起来很强。到了星期六的午后，我走出房门。我们两家相距不远，几分钟后我便抵达了J的家门口。我敲敲门，然后隔了约莫半分钟，他打开门，我走了进去。“注意卫生。”他说。“行。”我说。“不然我家里人可能会看出有人来过。”他补充道。“行。”我说。我们一前一后走进他的房间，他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了另一把椅子，我们便挤在角落里坐下了。不论记忆变得再如何模糊，我也可以肯定那是一个无聊至极的下午。时间仿佛静止了，而窗外的蝉鸣则好像从来没有消停过，屋里的我无事可做，不得不听得格外仔细。我全程坐在房间靠门的位置，用手肘支撑着，向前探过身子，而狭小的空间则让我很快感觉到了疲惫。我看着他不断操纵着人物，在屏幕另一侧的旷野上行动着。“这一招还行，但如果是我来会更好。”“这次出击确实很厉害诶。”一开始，我一边观看，一边会迫使自己时不时想着，好像我也有积极投入其中，并获得了某种快乐。时间一长，我开始走神。“所以，又是一个昏昏沉沉的下午吗。”我想。“你这个操作很棒诶。”我说。“还行吧。”J盯着屏幕。“……所以，你最近怎么样，作业忙不忙。”我重新打起精神，为了避免让整件事变得尴尬，我开始找起了话题。他停了一下，仿佛在思考。“没花什么时间写作业，刚刚月考完还不能休息一下了。”他说。往事在脑海里升腾，或许，他从来都没有想认真回应这类问题。不行，这也太尴尬了。我得找个借口走掉了，我知道，他或许也正在等待我找到那个借口。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我看到他直勾勾盯着发光的屏幕，眼睛一眨也不眨。“我想起来……我快到时间了，是我得回去吃饭的时间。”我说。“那好吧。”他立马放下鼠标，站了起来。“你今天玩的还不错吧。”“当然，当然，一级棒。”“那就行，我还以为你觉得无聊呢。”他看着我说。在小镇生活，你总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所谓“最好的朋友”。其实在刚开始时，整件事情并没有于顷刻之间瓦解，或完全变成另一副模样。他依然是我在小镇里最好的朋友，四季轮换，而我们依然每天一同骑着单车上学、放学，聊着各种聊不完的同班八卦，或者那些可能实现但还未来得及尝试的游戏新操作。这种“好”关系好到古怪，譬如说，如果有哪天，他同某个不相干的人突然关系密切，我甚至则会心生警惕。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来，我看到了一个在那样的年纪里，过度内向的自我。我在小镇里生活，与此同时，我又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同自己度过，同自己心里的某个声音一同饶有兴致却又充满焦虑地观察外部。然而，尽管独处让我内心舒适，但我仍然害怕被世界丢下。尽管当时，我内心的声音正不时提醒我J和我或许矛盾渐深，但我依然害怕被丢下。是的，我渴望逃离，而又渴望被接纳。当然，我们默契地没有再提去他家玩之类的事。而在那样融洽的表象里，另一场没有话语的博弈游戏似乎也在同时进行。进入初中时，我们成绩相仿，而后的几次考试，这种相仿造成的纠缠逐渐到了一种惹人生厌的地步。在当时，每个月结束时，初中的学生们便会迎来一场“月考”，学生们将根据上一次月考的排名进入不同的考场参试。最低分数段的同学会进入音乐教室。而后依次向上，便是四班、三班、二班、一班和美术教室。有几个学期，我们从二班逐渐杀进一班，有时候还会因为名次相近，坐到了考试前后桌的位置。当然，我们离美术教室一直存在一段距离。或许在某一段时间里，美术教室仿佛成了那个抽象的“更远的世界”的具体化身。这是我们永远不会谈论的话题。我们的关系依然看起来很好，但这种关系仅仅放得下游戏这样的无害品。我们永远无法向对方开口请教学习问题，而只是依旧固执地谈论着那些安全的话题。时日渐久，这成为了某种心生默契的表演：我们相互提供给对方一个无害化的自我符号，来换取这种关系不会被那些没机会说出口的潜在话语之潮所吞噬。直到有一天，直到这一切不可能继续运行下去的那一天。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四季轮转。我知道他无时不刻在向某个目标努力着，毋庸置疑，我自己同样如这般。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一切依旧属于共同默契之下的禁忌话题。我们先后换了几个小组，奇怪的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法则禁忌”在新的社交中则失效了。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和新朋友讨论那些事，谈论未来，谈论时新的小说，谈论当下世界的纷乱与莫测，并毫无羞耻与回避地谈论我在求知这件事。共同放学是我们昔日生活的最后残留物。它来自于一种强大的惯性，也只有它留得更久。于是，依然在一个又一个的日落时分，我们准时骑行在回家的大道上。从学校到家的路平均需要骑行十五分钟，在那短暂的片刻里，我们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在两个人心照不宣的默契下，一种对纯粹童年友谊的模仿还在继续。十五分钟，没有什么远方，也完全不需要在乎某个更大的世界，只要条件足够简单，这段路程本身便变成了一个游戏。回家的方向恰好是日落的方向，只要是晴天，柏油路上便会散发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橙红色。“好像街边的草莓冰激凌碎在了地上。”我想。那是一家放学一定会路过的冰激凌铺，也是一个不曾因时光而变动的青少年据点。记忆里的冰激凌铺永远人满为患，特别是夏天。你总能看到一群青少年骑在自行车上，围在不大的铺子周围。他们贴着纹身贴，揣着一包廉价烟，一消磨便是一整个下午。对于我们而言，别的事不好讲或不能讲，自行车上的我们依然只得继续延续着那些所谓的安全话题，那是和两年前如出一辙的话题，仿佛所有的一切都不曾因时光而变动，然而，真的会有什么事会不曾改变吗？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骑行着。然而，或许当天我们中有谁心情不好，或许是那些安全话题已经脆弱而不堪一击了。我们稍微讲过几句，便一言不发了。15分钟可以如此漫长。不行，这也太尴尬了。我得找个借口走掉了，我知道，他或许也正在等待我找到那个借口。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我看到他直勾勾盯着发光的太阳，眼睛一眨也不眨。“我想起来……我们家因为一些缘故，最近要开始提前吃饭了。”我说。“明天我可能得提前飞奔回去，唉。”“行。”他说。往后的日子并没有发生过多的改变，毕竟放学骑行只占据了24小时当中的15分钟而已。我继续在新的朋友中间一起读书、闲聊、闷头冲刺。小镇长大的我们假装自己很懂异国，很懂康德，很懂艺术，或者很懂星空。但总之，假装什么都懂总归比什么都不能讲要好很多。快要放暑假了。再往前，便是初中的最后一个年级。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也多半是我们在小镇的最后一年。于是，我们打起精神，学习、考试，为了最后一年的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开始。期末的那两天，我的状态意外的好。“这次很稳。”我想。但事实比我想的还稳，我不仅第一次跨进了美术教室的门槛，也直接达到了去年一中的门槛。“这当然是个极好的开始。”我想。最终，这次从岭南回到小镇，我没有再去找我当年的朋友们，除了自己懒，他们也大多不在这里了。很多人比我走得更远，从小镇望去，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不知哪重山背后。而我，除了每天白天去长辈家里，便是晚上回到自己家闷头看书、看剧。前阵子，我刚刚考完采编资格证，但那也并非什么值得记忆的难关。现在的我当然不喜欢考试，而且环顾临近日程，也并没有什么考试让我去体验。而曾经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适应，还要努力以此为乐。是的，曾经在这里，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真的做到了以此为乐。我把手上的书合起来，关上灯，走到窗前。小时候的我经常会做类似的事情，以感受所谓孤独带给我自己的复杂情绪。我渴望逃离，但我同样等待着被世界接纳。此刻，我又禁不住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它们一动不动，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浮标，深陷在茫茫夜海中。“发呆吧。”我说。-----我坐在美术教室里发呆，没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面前的那份数学卷子实在太难了。尽管后来，我在离开故乡后陆续拿到了两个数学学位，但在彼时，我实实在在地厌倦它。如今，回忆起那个时代，或许我可以大胆地瞎猜一下：在小镇里，大部分人在小时候重复着枯燥的计算，并不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发现了这门学科当中所蕴含的那种和谐而优雅的美。相反，大家或许只需要好成绩——来默不做声地证明自己比其他乌合之众更加聪颖，能走向更远。考试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我越来越慌。我不断重复翻阅着考卷，紧张兮兮地巡视着那些空白。“哪一个更简单呢？”我想，“哪一个都不简单……”更糟糕的是，并非所有年级都在同一时刻考试，于是，下课铃响了，然后是眼保健操广播和体操广播……我听到，窗外整齐的步伐与节奏同行，然后，节奏消失了，窗外传来窸窸窣窣的交谈声。这是美术教室会有的问题，毕竟，它在学校中央，位于整座校园的门面之处。这间被固定用作第一考场的教室并不位于初中教学楼内，它位于正对校园大门的“综合楼”当中，这座楼拥有完备的天文台、各学科实验室和艺术类课程教室，尽管我们并没有经常用到它们。我听到别人也在胡乱翻阅着，毋庸置疑，这份卷子对大家都很难，但我同样意识到，此刻我的心境恐怕也位居该教室内崩溃程度极高之列。不行，不能再胡思乱想了。我努力按住脑子里杂乱生长出来的思绪，继续尝试把注意力收拢起来。“离考试结束还剩15分钟，请大家注意把握时间。"时间要不够了吗。我开始根据题干和草稿纸上一堆只进行了一半的错误计算，有模有样地猜起了答案，无所谓了，至少先填满吧。交上去的卷子不存在一道未答题，是掩耳盗铃的我能给自己带来的最后宽慰了。教室里，有人把笔帽合上，咔哒。然后，他们长吁一口气，把卷子哗啦一声翻到正面，开始等起了收卷。最后五分钟，好像，也做不出来什么了吧……算了，就这样了。我把笔帽合上，咔哒。然后，我把卷子翻到正面，开始观察起了这间教室和这里面正在忙碌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美术教室考试。当时，我们刚刚进入初中的最后一个年级，而此前的我并不一直是一个“好学生”。那一次，算是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全新的“class”。我环顾四周，尽是一些在此前考场未曾见到的生疏面孔。当然，也有我的新朋友们，比如A、C和Z，而J则不在这里。我知道，在这间教室，大家目标相同。不一定有多么清晰而远大的远景，但这种目标至少会包括一个：中考之后离开小镇，也离开小镇实际上所在的城市。成功的人便能得到下一把通往更大世界的钥匙：去往离家一百六十公里外的“那所高中”读书。“考试时间到了，请大家放下纸笔，请每一列最后一排的同学帮忙收一下……”胡思乱想的我听到老师打破了沉寂。“靠，什么破卷子。”“完了。”在教室后面的一角，不知道是谁在吐槽，令我心理充满了感激。所以，现实理当是大家都觉得难……我想。“你感觉怎么样？”虽然在当时，这间教室还没有多少我所熟悉的人，但这位K和我倒是还行。“随便吧。”我说。“下次四班见。”“别这样……”K说，“你肯定答的很好，我听到你最后都没有在计算了。”“别吹了，没有这回事。”我说。我们走出教学楼，此时，初中部考场的同学们也正陆陆续续走了出来。K看到了自己的同伴朋友，讲了声再见便凑了过去。我也看到了J。这是我第一次去美术教室，那是他还没有进过的地方，我必须打起精神来，我告诉自己。“咋样？”他问我。“还行。”我说。“要饿死了，走不走，赶紧回去吃饭了。”于是，相隔了一些时日之后，我们又一次一同放学回家了。我们骑得很快，平均十五分钟的路仅仅花了不到十分钟便走完了。“我先回去了。”我说。“行，下午见……”J说。“哦对，在美术教室感觉怎么样？”“还行吧，桌椅有点糟糕，其他的没怎么注意。”我说。然后我便离开了。当然，在那一刻，我确实已经饥肠辘辘。考试结果出来了，一般般糟糕，但绝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总而言之，下一次我将依旧在美术教室考试，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上次闯入美术教室并不是一次单纯的超常发挥。尽管这一次月考结束了，然而，初三的氛围依旧肃穆了很多，除了一部分早已放弃的同学（他们实际上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了），大部分人课间也不愿意动弹，现在想来，那便是我们中绝大部分人在小镇呆过的最近一个自然年的状态了。我偶尔会抬起头看看J的状态。现在，我们在教室中的间距极远，每一次他都在奋笔疾书。为了能去更远的地方读书，大家都争先恐后，用起了过去自己碍于懒惰或面子而没有全部使出的力量。此外，我们也不再怎么讲话了。如今，又快要过年了，而当下。再次回到小镇的我，已经成了某种意义的“他乡之人”或“无乡之人”。“毫无疑问，我和小镇已经和解了。”看着窗外宁静美丽的小镇之夜，我想。但这种和解的代价如此之大，想要实现它，我曾经必须先逃离小镇，斩断了那根脐带。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故园，也是流散在外的我方才得以重新发现的精神寄所。透过窗子，我看向楼下的街边。隐隐约约的，我看见许多路灯底下，似乎有人正呆呆站着，百无聊赖地等待着自己想等的人。我闭上眼睛，好像又重新看见了那一夜，寒冷而悠长，昏暗却明亮。我们在漫漫冬夜里行走着，而J不在其中。静默的黄色灯光下，我们踏过一团又一团雪，直到最终找到一个虽无比昏暗，却能一睹漫天群星的角落，而后，我们一起拥抱，发下誓言。如今，我们真的如同蒲公英，飞散开来。而我的小镇，它依然像一个动弹不得的稻草人，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孤身屹立在北方孤寂的风里。还记得当时，年关快要到了，许多铺面都休息了。那几年，小镇里生活的“南方人”依旧还很多，他们来自滇黔桂、两湖或者两广。说起来，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身处华北平原腹地的小镇逐渐拥有起了密密麻麻且还算地道的川菜馆，那一夜之前，南方店主们大多也开始返乡过年了，在那些大门紧闭的店铺外，街巷的边缘堆满了脏兮兮的雪和与日俱增的鞭炮红纸。按照约定的时间，匆忙吃过饭的我穿上羽绒服，把手揣进大衣口袋里，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约定的地点在另外一个小区，不过无所谓，小镇不大，大家实际上都相隔很近。譬如说，不论向哪个方向前行，只要你骑着自行车卖力蹬上二十分钟，准已经走出小镇了。而你的身旁，要么是“我们”油田自己的工厂，要么是奇形怪状而神秘莫测的本地工厂，要么是村落或一望无际的田野。至于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那则实在太近了。快过年了，许多小镇学生会选择在这样的夜晚和朋友们再度相聚，毕竟，到了正月，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就即将分别，去往各自的老家过年。在自己模糊的印象里，那一夜也无风，也无云，冷空气冷峻而清冽，刚刚走出暖气房的我忍不住深吸了几口气，顿时，肺里充满了寒冷而清新的气体，而我则变得格外清醒。在外面，许多路灯底下站着一些正在等候朋友的人，有一些身影，乍看上去是我所熟悉的。“J在里面吗？”我想。我一边猜测着他们是谁，一边穿过马路，走近了位于镇中央的广场，而后，我闻到一股火药味。“是我喜欢的气味。”我忍不住多闻了几口。在我心中，渐浓的火药味和日益增多的鞭炮声，一直意味着某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即将到来。快到约定的地点了。我从冬夜里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径直穿了过去，走进了另一个小区的大门。我一边默数着身边楼宇的号码，一边向前走着，直到某一刻，在围墙边的一处路灯下，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身影。黄色的灯晕下，已经站着三个人，他们正在聊天，好像已经聊了很久了。“BZ，你终于来了。”A说。我凑到跟前，心里好奇他们刚才在讲什么。我有错过什么重要的谈话吗？毕竟这帮人有前科的，他们经常会趁重要成员不在的时候讨论重要议题……当然，也包括我……我想。考虑到这种糟糕的可能性，我打完招呼，便好像漫不经心地补充上一句。“你们先继续说，别被我打扰到。”“没事，我们已经快聊完了……”A说。“我们刚才在聊放假去哪里过年的事。我初一要回家，C明天就要回老家，Z的话呢……你是什么时候回去嘞？”“我也是明天回……你这什么脑子……话说你呢BZ？”C说。“我不知道呢，我想多待几天，我不想回老家……而且我的作业还没写完……”我说。“我也不想回，但没办法了……”C也很无奈地说。“看来今晚过后，我们只能年后很久见了……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去广场上走走吧。”“行。”在小镇，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激烈程度的朋友聚会，而我基本都经历过。当然，在深夜中和朋友一起散步畅谈，已经逐渐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成为了我当时最大的消遣。在那一夜，根据地形的不同，我们四个人时而一排，时而两两结伴。偶尔还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即有一个人落单，而其他三个人则难舍难分、讨论热烈。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情况，至少，避免自己成为这种情况当中的那一个人。我们走到广场上，聊着聊着，忘记了圈数。我们一次又一次聊起了未来，仿佛这是此夜第一次谈起它。我们不知道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能如愿，考去那所学校。尽管它在另一座城市，尽管它相隔我们甚远，但我们期待着它，仿佛期盼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夜中一直行走着。远处的田野里响起几声鞭炮，声音回荡在广场上，然后消失了。我忽然感觉自己的鼻子一凉。“又下雪了。”C说。我看到他伸出手，想要接住空中缓缓落下的雪花。“下雪了。”我说。我们走到一个路灯下，一起抬起头，无数雪花从头顶闪烁着，旋转着落了下来。“我们许个愿吧。”A说。华北并不缺雪，于是我从没听说过雪夜许愿的讲法，但我们都闭上眼睛，陷入沉默。过了许久，我们睁开眼睛。我抖了抖了羽绒服上的雪花。雪越来越大了。“愿我们都能走向更远。”不知是谁来了一句。于是，我们在小镇深处的路灯下，我们互相拥抱，我们期待着明天，期待着有一天抵达那藏身别处的理想生活。腊月末，我听到消息，过几天，我的一位亲人将从东营回到小镇过年。曾几何时，我的亲人们大多也住在小镇。如今，亲人、朋友一个个远去了。这便是小镇的命运吗？它生在这里，屹立在这里，呆呆地望向自己的枝杈。在那枝头上，小镇的孩子们像极了花开时节的蒲公英种子，一到春日正好，便随风一哄而散了。我拉上窗帘，重新回到床上，但我尝试了几次，发现自己看不进什么书。“有点像我高二时的状态。”我想。那场雪夜之后，我们各自回到了祖籍上所写的“老家”。而后，转过头来便是开年了。空气里的年味散尽，大家在学校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聚，为即将到来的考试进行冲刺。最后，我和我的“雪夜朋友”们都过了这关。我还记得听到分数线的那一刻，我正在我爷爷家，激动地跳了起来。J没有考中，但他的分数其实不低，后来据我所知，经过考量，他没有选择远赴另一座城市，而是毅然去了本县中学。而后，便是高中生涯啦。其实，那本该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所以，让我们加快速度，单纯看一眼它最终走向何处，而我最终走向何处。现在想起来，或许在那个夏天落幕时，当我们离开小镇，每个人都从小镇的手上暗中接过了一份礼物。我不知道其他人接到了什么，我接到了另一份逃离，继续逃离，不断逃离。带着命运给予的礼物，我在开学前按时抵达了东营。夏天结束后，我们来到异地，走进了一帮更加纯正的油田人中间，无从选择地成为了一群外来者、边缘人。流散异乡的我们彷徨而不知所措，跌跌撞撞闯入了一部关乎自我身份识别的庞杂迷宫当中。秋天，小镇曾短暂地再度成为了我们寻找庇护的答案。在每一个正午或黄昏，我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按时从各个班级游离开来，大家面对面坐在餐厅里，以一种故作镇定的小镇旁观者视角化解着自己的局促。那时的我仿佛还带着某种拥有小镇的幻象，直到有一天，A慢慢不再和我讲话了。那一天，又是一个漫长的十五分钟，而我难过地察觉到，端着盘子的自己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默默吃过饭后，我端着盘子走掉了，我不得不选择再次流放自己。此后，已在异乡的我又一次逃离小镇，我拒绝了简单地走下去，做一个“小镇人”，但我也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东营人”。那我到底是谁？此外，随着人生的迈进，我开始迫切寻求着更强的意义感，过去的月考游戏没有办法继续长久刺激我了。于是，尽管刚刚步入高中的我感到新奇而兴奋，之后我便跌入了颓唐消极的一年，一有时间，我便一个人游荡在街道上，躲进书店里，徘徊在和小镇相似却陌生的小区中。我尝试自己和自己对话，尝试解答自己的困惑。在这座令我感到陌生而熟悉的城市里，我像一只苍蝇，撞在了许多问题织成的大网上。我是哪里人？我的人生将有何意义？我想。到了高三，我依旧没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面对高考，我最终勉强搁置了问题。我的成绩开始回暖，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高考。而后，填报志愿时，我悄悄躲过了一切分数匹配的本省学校，来到了武汉。为了继续寻找某种稳定且足以让我坚信的意义，我利用工作日修读数学课程，同时利用周末去读另外一个文学项目。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同时也在偷偷打听小镇朋友们的下落。而后本科毕业，我选择去攻读下一个数学学位。彼时，我也知道了我的雪夜朋友们的消息，他们都已经不在这个国度了。至于J，从高中不知何时起，我再没有他的消息了。研究生期间，我开始平静下来了。我开始找到了某种内在秩序，也学会了躲避因触及无解难题而产生的过度焦虑。“开开心心就好。”我想。我开始从某种集体叙事中逃脱出来，努力从被动定义的消极的边缘人，成为主动选择的流散者，旅途上的游民。我慢慢学会打开幕帘，面对着自己的欲望，并从容地躲避着对终极的讨论。我从小镇一路走来，就像一场缓慢而悠长的旅行。或许在过去，这种旅行在天真而不自知间便发生了，而此刻，我即将感伤地继续实现它。我想要看到更多，走向更远。这并非意义，只与快乐相关。于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回到了某种具体的生活。我沉迷于清晨起床后，爬到山顶的教室去看书、算式子，到暮色将迟，晚风轻拂，我戴上耳机打开音乐，慢慢走下山，晃悠在幽暗的山巷里。生活如同一部无休止的清凉梦，就这样继续下去就好了。就这样继续下去就好了，无关意义，关乎快乐，于是，毕业后的我来到岭南，成为了一名记者。闷头看书、看剧实在是消遣时间的好办法。从岭南回到小镇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要开年了。我买了一张去往深圳的火车票。做记者的一年半里，我并没有抵达我曾经想象的田野，没有做到保持倾听并以真诚投入书写，身体和心灵的疲惫换来的，是蓦然走进另一片荆棘林中，呆呆地抬头仰望月亮。我将再次逃离，而这一次，我将无所畏惧。我想着。于是，在一个清晨，我带上了一只空箱子，钻进自己家的车里。汽车慢悠悠走着，原野上的雪还没化完。“我要再为自己做一些事。”我说。“而旅行，将永远继续下去。”我对自己说。我踏上火车，时隔多年之后，我感受到小镇再一次给了我某种底气。“谢谢你，我的家乡。”我看着故原的风景渐行渐远。火车慢慢开进了春天，跨过北回归线。走出火车站的我坐上了最慢的一路公交车，往公寓的方向走着，“我想通了。”我想。此刻，身边浮动着的城市不再是一座搅碎青春的血肉工厂，它还是那个我来以前，南方以南的美丽都会，而我抱着行李，呆呆地穿过了春天的晚风，霞光和繁花，城市和群山。闭上眼睛，我听见了亚热带的海洋在远处呼吸。下定决心的我一件件寄走了公寓里的东西。直到有一天早晨，我从床上醒来，一鼓作气填满了那只空空的行李箱，离开了深圳。我坐上了一趟飞驰的火车，窗外绿树明亮，山峦浮动。我打开手机，默默写下几行字。收好行囊踏进船舱身躯已悄悄挤进盛夏游动的影子里跟随信风的足迹升帆，启航，山崖渐行渐远而我们将一起奔向南大洋群星闪烁在海上的夜里向南航行那里是永恒的春之国群鸟掠过白帆鱼群环绕着铁锚南岛的风袭来我们歌唱着奔向南大洋“你好小镇，hello

“隐居”也不总要去往远方。在帝都边缘的“睡城”燕郊，青年申牧主动选择把自己封闭在一间公寓里。他从一家修飞机的工厂辞职，不出门、不社交，长期一个人生活。但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收藏着十一个硬盘的几千部电影，有一整箱的电影票，那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似乎都和他待在一起；在电影里，他可以抵达无限的世界。作者李颖迪从几年前开始关注“逃离者”这个群体，她前往过鹤岗、鹤壁等偏远的城市寻访，却也在北京周边同样遇见了选择类似生活方式的人。“家里蹲”、“躺平”，或当代“隐居者”，她持续追踪这些主动选择逃离的人的故事，走进他们紧闭的家门，也打开他们的内心，最终完成非虚构文学作品《逃走的人》。本书也将作为9月三明治阅读俱乐部书目，参与9月每日书就有机会获得赠书和大家共读。以下摘自《逃走的人》，略有删改，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岔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申牧，三十四岁，失业接近五年，负债，远离亲人、朋友，待在河北燕郊一间租来的公寓，不与任何人见面或交谈。公寓在十九层，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层磨砂，这层磨砂令他无法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风景，天空、鸟、对面正在修建的楼房。长期一人生活，他开始收集房子里为数不多的声音。电饭煲里沸腾的米饭，冬奥会花滑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纪录频道中藤蔓生长，用筷子将食物送入口中后的咀嚼。他将它们录下来，在电脑里存放。他细心分辨门外快递员和外卖员走路的脚步声。每次点外卖，他都会在订单里备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像个警告。外卖员仍然咚咚地敲门。后来他就不点外卖了。每隔几个月，他的睡眠开启一次循环。第一天晚上11点睡，次日早上6点醒。第二天凌晨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第三天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有时是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限。有时他出门买菜。一次，他在超市里买来一袋馒头，有个像被老鼠啃了一口。他还是将馒头一直放在冰箱。他不扔东西。按照他的解释，他尽可能保存生活中的所有痕迹，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申牧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首先是曾经真实属于他的：穿过的衣服，鞋子，恋人送的MP3，明信片。更多是独居后的生活痕迹。冰箱旁放着十六个大纸箱，纸箱半人高，装过牛肉面、宫保鸡丁的铝制薄膜和纸质的方形外卖盒，清洗干净，叠在一起。一个纸箱里装着各个餐厅赠送的纸巾。另一个箱子装着纸质咖啡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杯子上有不同活动的印花，春天是樱花，圣诞节是帽子。还有个箱子放着必胜客的比萨小三脚架。随咖啡赠送的黄糖，随薯条赠送的番茄酱，薯片桶，洗洁精桶，护手霜，柠檬水中的柠檬，滤过的茶叶，剥去米粒的玉米芯，橘皮，鸡蛋壳，鸡的骨头（他将肉剔干净，骨头留下来），还有他的头发，剃须刀刮下的胡须，从耳朵里掏出来的碎屑。这些物品像待在一个现代生活博物馆，各有各的位置。他不会轻易移动它们。如果单从数量来说，申牧拥有最多的物品也许还是电影。他收集了一整箱电影票，有些票据已经褪色、字迹模糊。他有十一个硬盘，分别装着美国、欧洲、拉美、韩国和中国的电影，已有几千部。锡兰、费里尼、侯麦，这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都住在了他的硬盘里。有一个硬盘像铁盒一样，12T容量。他专门用来存放日本电影。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网上断断续续聊到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过去。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花牛苹果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人看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少年时期去另一个镇子读书，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时太累，中午睡在树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绑带绑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更稳定的维修基地，来到北京。维修基地在首都机场附近。经过两年培训，申牧正式上岗，签订一份须工作满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换上深蓝色工服，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来到车间，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检查发动机叶片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会用专门的孔探仪，更多时候靠眼睛。他的眼睛总是很酸涩。他不常加班，除了春运或国庆前后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也不爱参加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后来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申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在上班间隙学法语。在一张“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下许多单词：Monalisa

雪莉问我。她的英语带着粤语口音，流利但由于吃惊而突然大声起来。我说：“是啊。”又想了想说，“是不是很傻。”“我想说的是天真。”她说。“所以你听到我的计划时就知道深入的对话不会发生了？”

作者｜一个女的编辑｜渡水崖胸口还是硬的。如果我胸前那两团柔软、半透明、磨砂表面、没有温度的凝胶溶液，是经我允许进入我的身体的，那胸口那块黑黢黢、沉甸甸、黏糊又硌手的石砾表面下时不时伸出毒刺的不明物体，类似某种多年来所有未被释放掉的情绪的结晶，又是何时、被谁允许更深地生长在我体内的呢？这是矗立在A城最繁华地带的摩天大楼，透过顶层的隐私玻璃往里窥探，是一家几乎每天都人群熙攘的胸部整形医院。我正坐在其中一间手术休息室里，刚换上了一点也不严肃的小熊手术服，右手被胖胖的护士捏住，粗鲁地刺进一根粗长的钢针。我被疼痛感和眼前包裹着钢针形状明显鼓起的皮肤给同时吓到，眼泪不受控制地哗哗流下。对未知的恐惧从未以如此具象地、生理性的形式袭击过我。除了害怕，我心里还有一丝“怎么把好端端的自己送到这种境地”的崩溃。害怕与崩溃很快变成了麻木与忍耐。屋里的女人们叽叽喳喳，其中既有病患，也有护士和整形顾问，但都在院长走进休息室的那刻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紧紧聚焦在这个男人身上。他矮小黢黑、其貌不扬，却浑身散发气场，命令我脱衣服。这是我第一次坦荡地在一个男性面前脱下上衣。他即将给我做丰胸手术。“我真正下定决心要做，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小元端着两碗牛肉粉，坐到我身边，撇开筷子递给我。我们两人手上的同一个地方，贴着同样不起眼的白色绷带。早餐店对面是一家妇产科医院，我们刚在那抽完血，这是手术前必须要做的体检项目。初夏的空气热烘烘的，我们面对着斑点油星的白墙并排而坐。背后的客人稀疏但络绎不绝，没人在意我们说什么，但小元还是压低了声音，谨慎地在谈话中避掉了“胸”这个字。“他把手伸进我的衣服，我明显地听到了一声叹气，叹气！你懂吗？”小元用手里的筷子搅动着汤水，低声控诉着前男友，那是她半年前满脸幸福地宣布准备结婚的对象。我停止咀嚼，瞪着眼睛皱起眉头，“什么？居然还真的发出了声音？”随即冲着白墙骂了几句脏话。我一边义愤填膺地评论着此人的素质以试图安慰她，恭喜她还好分手了，一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遇到这种事儿。但我也心知肚明，无论同样情景中的男人此时给出什么反应，对我和小元这样的平胸女性来说都没有本质的差别，对胸的大小的评价心存芥蒂的，始终是我们自己。我家楼下是一家主业做皮肤管理的高端美容院，我在邻居的带领下进了“圈套”，充了点钱。小元是这家店里的经理。可能因为我是为数不多和她同龄的未婚女性，她总是对我格外热情。一次，我偶然在店里听人聊起现在做胸的技术很发达了，时间快，疤痕小，“刚做完自己就走出来了”，“一个月后就能蹦跶游泳健身了”，听得目瞪口呆，随即就把小元拉到房间里打听。她显然已经做过了充分的功课，我们越聊越兴奋，迅速约好了一起前往A城某业内知名医院。“一起做手术就没那么害怕了，还可以互相照顾。”我和小元当天迅速地熟络起来，用手机聊到深夜。与我的突然兴起不同，她一直在攒钱准备做丰胸手术，这次几乎是咬牙下了狠心，“趁着感情空档期，就算借钱也给做了”。我们当天便买好了车票。十年前，我刚上大学，老妈第一次提出了让我丰胸的建议。那时她开着车，忽然扭头打量了下坐在副驾驶的我。她的女儿，穿着一贯随意而宽松的T恤，打扮风格在文艺和邋遢之间难以界定，满脸痘痘、油光和倔强。青春期的不开心就像墨汁，被我这样一条不谙世事的乌贼随意喷吐在任何场景里，毫不自知又理所当然。酝酿几秒之后，她开口了：“我女儿长开了，越来越漂亮了。”我条件反射般烦躁地把头撇向窗外。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可以考虑去做个丰胸手术。韩国吧，我可以陪你去......”当时的我自诩清高，封闭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外形和恋爱都表现得不屑一顾。在后来若干次类似的场景中，我也都以极大的抗拒、白眼和不屑态度，迅速砍断母女对话。直到青春的倔强从我脸上褪去，悄悄爬上她的脸化为皱纹。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根长长的毛绒绒的红色棉绳，也像是散发着旧日香气却不再有任何滋味的褪色泡泡糖，偶尔在我脆弱时被拿在手指间揉捏一下，以找回某种安全感。一个睡意氤氲的午后，我睡在她的卧室，脱下汗湿的衣服，随口问道，“怎么你的胸这么大，我的这么小呢？我怎么偏偏这点没遗传你呢？”在刷抖音的妈妈从老花镜后抬眼瞥了下我，淡淡地说，“我做过胸的啊。”我愣住了。什么时候？在哪里？疼吗？花了多少钱？老爸知道吗？我的脑子一下充满了无数问号和惊叹号。她叮嘱了几句，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躺平掀起衣服，邀请我上手感受。她说，是在结婚后、生我之前做的，所以我没有任何印象。只花了两千块，找的三甲医院乳腺科医生。我咂口佩服着三十年前的她的勇气。乳房下方两道浅浅的肉色的疤痕，连带这个女人更多的历历过去，在那时才被我看到。我也更加意识到，这只是她全貌的一角。这个将秘密瞒了一辈子的女人，终于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对我说了出来，语气轻松得仿佛只是在谈论拔牙或美甲。“如果你在我大学那会儿告诉我，我早八百年前就去做了。”我甚至开玩笑似的埋怨她，回头看自己那么多年表面上的固执和清高，其实只是易碎的蛋壳。年过六十的妈妈亲身证明了这一点：在家庭硝烟渐渐消散后，在她意识到应该更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她更加接纳自己的过去了，更加潇洒坦荡了。追求美是可以大胆说出来的，自信与自卑都是可以大胆说出来的。我迫不及待地和闺蜜分享了这个秘密，她连发了一大串哈哈哈，说，阿姨真酷。后来有一次，她在我卧室叠被子，床上两个颜色亮眼的玩具同时映入我和她的眼帘。她不经意地拿起它们，扔到床头，继续若无其事地抖被子，徒留尴尬的我站在旁边。那天，我跟闺蜜发消息说，我妈确实挺酷的。“明天就去吗？妈妈支持你。有人陪吗？安全可靠吗？”几个月后，我边收拾着行李，边耐心回答她的疑问。她表达了唯一的顾虑：“那人莫不是收医院回扣的吧？”我斩钉截铁地一口否决，并对她对人一向的不信任表示出厌倦。电话那头的她顾着抚慰我，没再多问。她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当天只有我一人做成了手术。事情看起来是一个意外。我和小元与一群女人软磨硬泡聊好了价格，交了定金，被分别带去进入术前流程。漫长的交钱和体检过程中，从未做过手术的我极其没有安全感，反复问着工作人员，小元呢？她在哪？她跟我一起做吗？终于，我和她一起坐在休息室，手里都插着留置针，泪眼相看同病相怜，却因为操刀院长一句话，拔出了她的留置针：“来姨妈了不准做手术。”我内心瞬间再次崩溃。我要一个人上战场了，硬着头皮也只能上了。两眼一闭眼前一黑，人生总有这样豁出去的时刻。人生第一次进入手术室，第一次躺到冰冷的手术台上，第一次觉得自己就是一块肉。我对忙碌的护士细声恳求，我很紧张害怕，多打点镇静剂吧！后来便不知不觉睡了一觉。醒来时我如微醺一般，摇摇晃晃走出手术室，发现真的不疼，傻傻地笑了出来。当时那个笑容和那种兴奋感，仿佛离自己的身体特别特别远。我低头看了看胸上一圈圈的纱布，这具身体好像也离自己特别特别远。麻药退去后的那晚，疼痛来袭。小元和我一同睡在黑暗里，单听着我整夜断断续续因为疼痛而忍无可忍的呻吟声，她都近乎精神崩溃了。那晚是怎样度过的呢？妈妈，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我忍过的这些密密麻麻的永不休止的剧痛，你也曾同我一模一样地忍受过吗？你也曾同我一样，紧紧的纱布缠住胸口无法呼吸，不知身在何处地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窗外隐约的城市灯光映在眼角断线淌下的泪珠吗？也被那花果山紧箍咒般难以想象的重量挤压到丝毫动弹不得吗？你还能想想别的事情吗？会咒骂和后悔吗？会和我一样陷入疼痛的巨大黑洞里，再也没有注意力能分散到任何美好而明亮的过去或未来吗？每时每刻无穷无尽的当下，都是在模糊的泪水中看着天花板，勇敢地与这难以预料的感受正面交锋吗？想起身上厕所的时候，是怎么能对抗住那千斤鼎般的酸痛和分裂感，以人的姿态下床行走的呢？你鼓励我去手术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这样难熬的时刻了吗？还是与后来漫长的岁月相比，这样的煎熬也显得不值一提了呢？她们说生孩子比这还要疼十倍，你生过一个孩子了，你没有我这般恐惧吧，就如同这世上所有其他女人一样，都比我这软弱的废物更加坚强，是吗？痛感如同钢筋水泥的洪流，冲垮我所有不堪一击的防线，冲到我的每一寸神经末梢，牵扯住拼命逃跑却被紧紧捏住的灵魂。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动与不动都是僵局。小时候我多么喜欢关于自己身体的一切啊。模糊的记忆里，那个五岁左右的小朋友皮肤晒得黝黑，正用肉肉的小短腿、小手臂使劲儿上蹿下跳，顶着西瓜头爬上一颗小树，挂在树枝上骄傲地晃悠，一刀切刘海凌乱地被汗黏在脑门上。她喜欢在枣红色的亚克力浴缸里泡澡，在暖暖的水汽里飘飘欲仙，但不喜欢泡完后要裹上樟脑丸气味的秋衣秋裤，总感觉皮肤上会忽然冒出小虫子般痒痒的。她喜欢七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喜欢在大大的床上翻跟斗，累了双脚一伸，摩擦着棉布床单发出沙沙细响。安静时她会抱着一本书，边玩头发边读到睡着，趴着的时候口水肆意淌在玻璃桌面和脸上，窗外凉爽的秋风经由她均匀的呼吸，温柔地吹到梦里。她喜欢去后院的菜地里捉蚱蜢，小手在那个时候还不害怕直接接触虫子。她时常盯着自己手臂上的汗毛出神。上小学后，她才知道辫子要扎得好看，并在妈妈给自己扎歪时感到委屈不满，才知道小皮鞋要和袜子搭配，大红色的花背心似乎有点土。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怎么定义自己的外貌，身体是她天然亲切的好朋友，是她最初感知世界的触角。我开始回想是什么让我对外貌的审判越来越落俗和趋同。不是某个具体的事件，而是在后来漫长而挫折的岁月里，在接受无数砸过来的陌生事物的过程中，来自路人甲乙丙丁的闲言碎语已经成为了白噪音般的存在。那些人脸都已经模糊，如果努力睁开眼睛辨别，就仿佛动画片里的白雪公主闯入了一个黑黑的洞穴，天旋地转，忽然看到长在墙壁上一双双闪着幽光的蝙蝠的眼睛，齐刷刷盯着自己。无辜的肉体总是那个默不作声的替罪羊，替主人承担了很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需要清理的东西、积压的东西、无声尖叫的东西、自我伤害和攻击的东西。记忆里，我初中时就流行一个秘密行为：用削笔的刀片在手上划拉几道口子，有的在手腕横着的纹理处，有的在稚嫩的手背，有的在光滑的小臂内侧，或深或浅的伤口渗出血星，有的女同学会刻出某位男同学的名字……这种畸形的矫情有什么意义呢？没人去戳穿或者解释，被伤痛文学荼毒的孩子们心照不宣地各自长大，成年后饮酒，暴食，催吐，熬夜，吞下药片。打开电子屏幕，满世界都在宣扬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健身，瑜伽，康复训练，抗炎饮食，修身养性，再或者，无穷无尽种装点皮囊的方式。接纳自己，爱自己，是人人皆知的心理常识。在遭遇感情的创伤后，我陷入日复一日的自责里：你并不是无辜的，放不下是你自己的问题，被欺骗也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懂自重的活该，你只是在利用别人投射自己的期待和欲望......时刻又警醒过来，天啊，我怎么能对自己说这样刻薄的话。在这些剧烈对抗的沉默而辛苦的日子里，身体始终默默陪着自己，而我却狼心狗肺地看着镜子里的她说，我对你感到陌生。她传递给我的信号从细微到强烈，都被越来越疲倦的我视而不见。那段时间我失去了哭泣的能力，泪水和生理性的欲望都被封锁到了梦里，一旦醒来便无影无踪。直到后来我逐渐放松和恢复了一点，在偶然的一次高潮时，忽然从身体深处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一阵痛哭。爱自己很难吗？我想不羞愧地承认，对我来说确实很难。我不想再故作轻松，不想再听到任何“你已经这么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你应该要更欣赏本来的自己。”“你本来就是完美的。”“自然的样子才是最美的样子。”——这些陈词滥调。如果真实的自己现在就是自卑、委屈、软弱的，如果在更大的话语体系和审美标准下、在人性面前、在别人审视的目光里，我被打回原形，变回那个没有主见的敏感脆弱的赤膊着身子哭着到处找妈妈的小女孩，如果这个小女孩还在我身体里，那我能做什么呢？所以，从了解到决定手术不到一周的时间，我雷厉风行，兴奋无比。那些以前我的顾虑和束缚仿佛变得不再重要，“再也不要忍受躲在阴影里自怜自艾，还要自我打气了！”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收藏了很久的贴纸被大人很不尊重地乱用，当时哇哇大哭了很久，哭累了后决定花钱去买更多好看的喜欢的闪亮的小玩意儿。大干一场，就是这种感觉。只想取悦自己，管他们怎么想，去他们的。你已经很委屈了，现在你想要什么，都给你。这就是我要的爱，不讲道理的，自私的，偏爱的。如果没人给，我就自己给。小元忍着经痛照顾还未出院的我，期间，我们分享了很多各自的秘密。她独自来外地打拼，和前男友交往的几年里身体反复不适，把钱都花在了治疗上。她对这份工作有着坚定的信念，赚的钱全部投资甚至超支投资在“变美”这件事情上，看上去自信又自洽，却又时不时传递出对单身和衰老的焦虑。她见过来来往往太多的爱美女人，已婚占多数。这些故事的主体全是女性，一个庞大的群体因为共同的目标而惺惺相惜，职业和年龄的差异显得没那么重要。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没有那么自洽，我时常要多花点时间去辨别哪些是出于本能感到的“美”，哪些是来自外界的刻板印象。而当我想起生命里真正有关“美”的震颤体验时，能确信它与人的外表毫无关联。微妙的是，在这种语境下，男性仿佛是所有故事的漩涡中心，却又被排斥在认真讨论之外，更像是在圈外徘徊着挑选猎物的兽类。对于单人旁的“他”，我既不能完全闭口不谈，也无法用三言两语进行片面的情感控诉。他赫然存在，无法忽视。“他”是谁？那个让我恐惧的院长吗？因为瘦小黢黑，擦肩而过时路人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但在医院里，他代表着“权威”，女人们和他站在一起不敢吭声。奇怪的是，正因为这种权力太明显，恐惧太赤裸，反而让人更安心。我只管听从就是了，不用拿出胆子和智商来质疑、思考、忧虑。这就是做手术的最高待遇了不是吗？对权威的恐惧压过了对手术的恐惧，服从和信任了他，就不惧怕疼痛，就带来莫名的安全感。还是某个我爱上又失去的男人呢？不甘心的我会在事后疯狂地自动联想和嫁接，想出无穷无尽种“你放弃我”的理由，排列组合，天马行空，会把自己代入男性的视角，用他的眼睛来看我。“用他的眼睛看我”，这简直是个恐怖故事。这是我失恋后每天都在做的事，有意识，无意识，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好像给自己头顶上方装了一台摄像机，我正在进行某项表演，努力演得足够好，多好的女孩，能自我感动，仿佛还能感动那个摄像机后面的人似的。做了一顿饭，进步了。自己挂窗帘，颤颤巍巍爬上桌子站上椅子。看着傍晚的天空，太美了。对着阳台的植物说，小家伙你怎么要蔫了。今天又解决了一个生活难题。独自喝了大酒，哭着哭着和解了。在电影里又共情了。练琴练着练着困了。大马路上、大太阳下，听着音乐就扭起来了。想你了，又累了，想到心越来越麻木了。喝了杯咖啡又活了，又决定完全抛下你了，世界又在我脚下了。在没人能找到我的角落里，就这样演着。如果揪掉一片叶子就是一个答案，他看见了，他没看见，我大概早就揪秃了整片森林。摄像机后面的人是谁呢？是他吧。后来梦里好不容易那个人转过脸来，惊觉已经不是他。唯一确定的是，性别是男。我当然知道没有人看见。手术出院一个月后，我真的去游泳了。我没有换掉保守的泳衣，但扯掉了胸垫。那些又紧又厚的内衣，早已被我迫不及待地扔进了垃圾桶。没有像妈妈叮嘱的那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鼓起勇气告诉了当时身边的几个信任的女性朋友，几个我确信她们不会对我说“你本来就很好了，干嘛要去做”的好朋友。她们的反应鼓励和温暖着我，让我可以去面对那些传统观念里难以启齿的东西，去内心的模糊地带更加努力地探索、甄别。然而，当我去找一位认识的女裁缝改衣服时，她碰到了我还没软下来的胸，我还是心里一紧，扯理由说长胖了，藏住腋下的伤口。目前为止，我没有丝毫后悔过这个决定，但若问我，这对胸有让你更自信、更爱自己吗？其实并没有。胸不会让我更强大，但勇敢面对内心的过程会。一年前我还完全不能想象自己会做这样的决定，一年后却如此笃定。当年坐在车里那个倔强的女大学生如果知道了，一定会不可思议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无法逃避，只能诚实地告诉她，我也不太确定，我也很好奇，你愿意陪我一起看看吗？这个过程远比手术恢复期更加漫长。我依旧会在独自高潮时，伴随毫无征兆的爆哭，但我知道，眼泪会渐渐冲刷掉心里那个情绪的结晶体，它会慢慢消融、变化。最近一次与姐妹的聊天里，我们还聊到了厌男的话题。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也会慢慢消融、变化。在这之前，女性总是充当着支撑和鼓励我的角色，而男性总是在刺激我的不甘与好胜。我仰慕他们的能力，鄙视自己的无能。就像手术室里那个把东西送进我身体里的男人，他之所以权威，之所以让人臣服，不是因为他的高矮胖瘦，而是因为他的手无比精准、厉害，经历了无数次的历练，最后游刃有余，替他夺得权力。三个月后，我趴在瑜伽垫上调整呼吸，内心隐隐有着会不会这对胸再也软不下来的担忧。为了康复得更好更快，我需要趴着，压住僵硬的肌肉。肌肉下方的异物感在压迫下十分明显。我闭上眼睛。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等待紧张从肌肉里一丝丝抽离。午后的风吹动窗帘，我像童年时那样趴着睡着了。小元时不时发来消息，打探我的恢复情况。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她又要分手了。那台交了钱的手术她还没开始做，像是急不可耐，又像是在观望。再后来，听说她们确实是收了医院回扣的，也确实打算等到我恢复得更好了再去做。这场大冒险里，我充当了小白鼠的角色。……好在醒来后发现虚惊一场，这只是一场很长的，不怎么愉快的梦。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加入每日书用微小的记录对抗现实的虚无感收录16场关于“写作和生活”的真诚对话三明治首部创作者访谈集

作者｜霸王花编辑｜渡水崖“喂，是110吗？我要报警，我的妈妈在自杀。”2024年7月7日，我人生中第一次报警。当时我在北京的家，给杭州老家的妈妈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她用极度虚弱、带着哭腔的声音对我说，自己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勇气了。我听着难受，却也没有惊慌失措，因为这样的话她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多的时候，她一天要给我和爸爸打七八个电话，语气急躁，泪如雨下，因为她开了二十多年的公司最近出现财务危机了。自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一直在创业，从开超市到做餐厅，后来开了一家医疗仪器贸易公司。公司虽说没挣大钱，但发展稳定，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各大项目停滞，开始出现现金流问题。那之后，我和爸爸一直在安慰她，鼓励她，为她冷静分析，也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她。每次和她说完，本身就有轻微双相的我自己也元气大伤。这一次，不太一样的是，妈妈提到了她在割腕，已经割得很深了。我一下子警觉起来，“你千万不要做傻事！”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我大喊，还是一片寂静。我感到后背手心都开始出汗，立刻拨了爸爸的电话。无人接听。拨他的微信语音，也毫无反应。更深的恐惧瞬间涌上头来。我再次拨通家里的座机，也没有人接。这时我的心跳已经很快了，大脑缺氧，在空调房里浑身是汗，窒息感越来越强，巴不得有超能力穿越到老家。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摁下110。后来据当时在午睡的爸爸说，七八位社区警察很快赶来营救，他们一起护送妈妈到了老家最好的精神科医院。主治医生看到妈妈已经是极度不稳定、失去生命意志的状态，决定对她实施全封闭治疗，先进行6次ECT电击疗法，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同时，她也不能使用手机。办理完妈妈的手续后，爸爸和我打了个电话，说最近催债的人太多，很多人上门，有的态度非常恶劣，妈妈胆子小，就被吓到了。“那是应该住院，也挺好，还可以躲躲债呢。”我说。爸爸听后苦笑了下：“这房子很快也要没了。”“我会给你们租一个和原来一样大的地方的。”我安慰他，“我很多同学的父母这几年早都搬到郊区去了，现在没人愿意住市中心，闹得慌。”他听后沉默了几秒，继而语气变得很悲愤：“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么被她给毁了！还记得往年夏天，我们和伯伯们一起在乡下采草莓，本来没这些破事，我们应该还在打麻将呢。”隔着电话，我都能听出爸爸语气里的遗憾和失落——一种不再相信未来还会好起来的失落。我告诉他，只要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挂电话前，我又再次叮嘱他没有我的允许，千万不要让妈妈轻易出院。爸爸说，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囡囡，我觉得你也顶得上半个心理医生了。你说了这些，让我心里好受多了。”我放下手机，深呼吸了一口气。北京正处盛夏，天气很好，明亮、湛蓝，光线撒满客厅，我的小猫正在席子上熟睡。此刻的生活好似安静而充满希望，但一千公里外，我最爱的人正在经历着这辈子最大的痛苦。我从未如此直白地感受到人生的讽刺。去年夏天，我回老家出了一次差，顺便在家休息了几天。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家里金钱的窟窿有多大。那天，我和爸爸吃完饭在看电视。因为是一部去年夏天流行的古装剧，我略微无聊，就去书房准备随便拿本小说解解闷。自从我离开家上学工作后，书房主要给爸爸炒股用。他特别喜欢股票，几年前他退休时，我专门给他买了那种四台显示屏连在一起的专业炒股电脑，摆在桌上很有范儿。电脑上方悬挂着爸爸在纽约华尔街的照片，戴着棒球帽，摸着金色大牛的屁股，咧着嘴笑。那是2011年，我刚从美国的高中毕业，爸爸妈妈过来参加毕业典礼，那也是他俩第一次来美国，我们一家三口去了纽约玩。我出生以前，爸爸就在捣鼓股票了。他是A股进入中国市场后的第一批股民，那会儿还在大专学校做老师，教政治经济学。那是最激动人心的年代，他的某个大学同学和他一起入了股市，掏出了全部家产，没想到一下子赚翻了，马上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后来迅速扩张，变成大集团，其中一块业务是做刚刚火起来的房地产生意。那时候我也刚好上学了，开销变大，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爸爸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加入了集团做房地产，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爸爸不忘炒股的老爱好，每天坚持看盘，但这次，我发现书房电脑上居然盖着布，看上去已经有段时间没用了。我好奇地问他：“你现在不炒股了吗？”爸爸是个情绪非常稳定也很冷静的人，这个时候明显脸扭曲了下，说，“不瞒你说，我的钱全部给你妈妈了。”我心里猛地一沉：“全部？那我的五万块钱呢？”当年，因为爸爸炒股小有成绩，我就把一部分私房钱给了他，让他帮我保管。爸爸显得很难为情：“她逼我逼得太紧。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要不是还有这四千多的退休工资......”他的眼眶开始发红。妈妈向我和爸爸借钱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我毕业后从事广告类的自由职业，靠在国外生活工作过的背景获得了一批稳定的客户资源，一直有比较好的收入。妈妈知道我的信用好，能贷款不少，我也知道她自己开公司很不容易，尤其疫情后贸易生意更不好做，这几年频繁五万十万地借她周转。去年春天，妈妈还突然打电话，让我去银行贷款一百万。她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说自己年纪大了，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她，除了我她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听她无奈的语气又于心不忍。我老在小红书上看到父母吸血、尤其是吸女儿血的帖子，都在叮嘱女生千万不要借钱给父母，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心想，话是没错，可我不一样，从小到大，我的父母没让我受过一点委屈，什么都满足我，包括我想出国读书，他们二话不说卖掉家里两套房子。怎么办呢？此时我除了答应妈妈，好像没有别的选择。答应之后，我忧心忡忡地问她：“不会到时候还不出来吧？”她很自信地说：“怎么可能呢！妈妈不会让你活不下去的。”

工作以来，差不多每两三年才会动笔写一次东西，读的书也从文学转为成功学。记得和朋友调侃，十年前看到阮一峰的影评，十年后看他的开发者手册。但在三明治短故事的两周，每天花很长时间听关于写作技巧的讲座，读别人的故事，那些熟悉的人物和术语仿佛夜路中一盏淡淡的灯，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下来。写的时候有很多困惑，感到真实世界枝繁叶茂，而能写的只是一条删繁就简的线，藏在线外的秘密犹如沉入海底的针。但退一步再看自己，其实还是一棵千篇一律、没什么秘密可言的树。即便心情这样反复，也有久违的亲切感。写这篇故事时正好在国内，写完便回到工作地，精神状态不幸回归当初。但印象很深的是编辑渡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故事是当时的一种状态，已经封印留存在那里。——佳宝阅读她的故事：《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焦虑症康复训练日记》最初写这个故事，是想在遗忘之前把脑海中这段珍贵的记忆保存下来。时隔九年，当时没有留存太多的文字和影像记录，脑海中只有一个个零零散散且大多模糊的画面。书写的过程让我将这些画面串联拼凑起来，就像完成了自己人生拼图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有趣又充实。第一次写自己的故事，没有经验的我在文字上的感受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童言老师不断引导我去观察、感受和思考，帮助我慢慢靠近当时的自己，直到将自己带回到那个当下，重新经历一遍故事本身，从而完善了许多故事的细节。起初，我停留在美好画面的表象，直到那天看到我的指导老师的留言：“还有和那里的小朋友或者Paul有联系吗？”我决定尝试联系Pual。收到退信邮件的一刻，我突然发觉自己潜意识中原来还有愧疚和自责。书写帮助我把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挖掘并释放出来，也让我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告别。内心的迷雾在这个过程中被一层层拨开，我逐渐找到了写下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书写不仅是保存记忆的方式，更是一种自我探索和情感疗愈的过程。它让我重温了那段时光，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感受，也让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通过这个过程，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对过去的理解，完成了与那段记忆的和解。——Angel阅读她的故事：《在斐济做志愿者，我离自己更近了一些》这些年，逐渐失去了对外袒露自己的表达欲和勇气。一个人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寂静而沉默。乏善可陈的日常，一事无成的人生，似乎无可诉说，也不值一提。但我总想回头看看自己走来的路，到底是在哪里走岔了道，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回顾一场失败是羞耻而沉重的，好在这场回顾之旅有人鼓励和陪伴。曾经有人跟我说，生活是一段一段的。写完了这一段，就可以封存起来，开始下一段生活。告诉自己：凡是过往，皆为序章。——S阅读她的故事：《沪漂八年，我被工作杀死了》这篇文章是童年劫后余生的回顾，也是伪装成故事的自我独白。有作家说，每一个能熬过童年的人，不愁没有故事可写。这正是我选题的初衷。但是写到童年，就势必会涉及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这个话题。这是我至今未曾打开的心结，也是不敢触碰的领域。回忆是狡猾的。它躲在我心底深不见光之处，晦暗中和怨恨、恐惧、怀疑、自大等情绪纠缠，意欲把人引入歧途。文字在自由宣泄时，我会一度偏执地认为，如今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来童年的不幸。这让写作变成一个为童年伸冤的流水账。并且在选题时，我还曾担心自己的故事是否会招来嘲笑，我儿时曾为此自卑了很久，甚至最好的朋友都未透露。但是从写作的第一天，我的老师看到我的故事，她坦承地用自己的经历来安慰我，像一个未谋面的朋友。我感动了好久，虽然只是在微信里回了一句：谢谢。她轻轻的一句点拨，教会我写作的一个秘诀：克制。克制的文字表达让我去掉渲染和夸张，尝试用真实的语言写出内心的感受，情绪的平息，反而激发了反思。我需要直面自己的过去，去审视和感受，而不是活在其中。当我尝试穿越时间，去寻找到真实的自己，那种体验是深刻的。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深度，逐渐呈现。我看到了自己那颗悲伤的心，也曾感受到过最浓烈的爱啊。踏上寻找的路，虽艰难，却无比喜悦。感谢三明治和我的写作老师，能写出自己的故事真好！——宋长安阅读她的故事：《为了治疗近视，母亲要我吃下了每一颗猪眼睛》这是三明治短故事Life

作者｜马各编辑｜旁立“你想让我回家你就说！”这一年，我和母亲太常发生争吵——几乎每周或每隔几天。争吵关乎的事件多如牛毛，无非是爱与控制的角力，唯独这句话阴魂不散——每当争吵发生，她就总要甩下这么一句。我知道，一切都是从去年的那次争执开始的。妈妈是在去年4月过来和我一起生活的。去年4月中，我的孩子出生了。生产结束的第二天，我在医院住院部。尽管被叮嘱要多躺，但人已经恢复了一点元气，可以起身仔细看看病床边上婴儿车里的孩子了。管床护士才刚教我们用包被裹住宝宝，以模拟她曾所在的最大限度蜷缩的世界。于是此刻这个孩子轻闭双眼，表情平静，与世无争。长长的眼尾显露出她和我之间的关联。真是一个可爱的婴孩啊，但我好像没有能量舀起再多情绪的微澜。我的眼睛游离去床头贴着的一张打印好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以及“24床，过敏史：克林霉素、酒精。”激素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发生作用。也许是低血糖，我又想。前一晚生产完我没有胃口吃任何粥粉，只靠吃了一点能量棒维持体力。回到病房，被告知为了防止尿潴留，我必须要尽快排尿。侧切伤口的疼感逐渐强化，实在很难坐在床上的便盆完成指定动作。我挣扎着要去厕所坐，结果眩晕了，晕了大概一两分钟，直到家人扶我回来。后来再上便盆，溜出半盆稠成一团的血。这样熬了一晚。九点多一些，手机收到了先生发来的微信，确认过我早晨的状态后，先生继续：“对了，岳母要我妈妈煲鸡汤给你喝，还要加参片，我妈一开始是打算简单煲一些清汤。”屏幕接着又出现一行，“这里有分歧，岳母想大补，怕你虚弱，但我妈的想法（来自前辈的经验），由于身体恶露没排干净，不宜大补。”“所以不是不想给你补，而是先等恶露排完，有个时间差。”“恶露”，这个沿袭自古代医学的可怕名字，如同月经污名化的历史，让人感到不适。生产前，我对它有过很多想象，过去这个词也曾在一些有过生产经验的女性朋友口中提及，羞于细问，它就以这样的面貌存在——产后持续很长时间从体内流出的味道可怕的粘稠液体，黑色。而事实上，它的性状看起来和月经差不多，就是产后从阴道内排出的“坏死的子宫蜕膜、粘膜及血液成分”，持续时间比经期长一些。我初产没有任何经验，病房里听到两个已经熟络的室友也在跟家人说暂时不喝鸡汤的事情，理由都差不多——产后过度进补很容易导致血管扩张，可能会加剧出血。“病房里的两个妈妈也说，不喝鸡汤。我见到她跟她说说。”我知道先生对他母亲的感情，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只有母亲在身边的孩子。我决定直接解决问题。“嗯嗯，反正我走的时候，你妈妈还在说我妈煲汤不好的事情。”我试着拉开隔壁床的遮光帘——今早刚有空余床位腾出，我们立即预约了陪护床。头顶的挂杆突突突发出艰涩的金属声，比平素难忍许多，光和空气寸步难行。没过多久母亲来看我，我跟她说明了习惯不同的问题。母亲们成为母亲的时间太久，很多当时的产后修复观念，已经不适用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沟通清楚的问题，但我终究还是想得太简单了。..那以后的一个月，我初为人母，尚未感受欣喜，就先从其他的危机那里汲取慌张。母亲每天早晨都要在家打一种百合莲子红枣米浆喝，喝了说身体舒适，和婆婆一起住，她每天都招呼婆婆喝一碗。但婆婆体寒，说自己不能喝百合。母亲在家里习惯了一种迂腐的待客之道——三姑六婆们推来推去，总归还是会收下好意——她觉得我婆婆也是在客套，坚持给婆婆盛一碗米浆，并不断言语相劝，最终婆婆不好意思推辞还是喝了。后来婆婆咳嗽加重，一早就去了附近的医院，先生过去探望，打电话给我的语气并不平和。自那以后，母亲都认为是婆婆在破坏我们的关系。那些日子昏天黑地。在产后激素的作用下。家庭成员的增加，婆婆妈妈的加入，多人关系的磨合与相处，于我都是一重“社交”消耗。这种不适早在我生产前一周就开始酝酿——妈妈每天中午从新家过来我当时住的旧小屋，吃完饭，都坚持要把房间内的每一处地板、厕所、厨房刷得洁白发亮。我快要生了，妈妈们过来照顾，可我仍然想要一点独处时间。在那个20平的小屋里，妈妈们在，我就没法休息。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先生最初产生了应该要给我母亲树立边界感的坚定情绪。然而，这一招对我偏执的母亲完全无用，反而让她产生了戒备之心。状态迟迟没调试好，我在月子中心住了五十二天。才从月子中心返回家的第一个周日，两位妈妈就发生了一次大的争执。那天我们起床很晚，为了补眠。女儿的作息在月子中心没建立起来，刚回到家日夜是颠倒的，她晚上哭，白天睡，我们筋疲力尽。前一天妈妈不满婆婆给宝宝洗澡时没有托住屁股，又抗议她给孩子洗头时手劲太重，推开了婆婆给娃洗头的手。婆婆受不住了。我做了一晚思想工作，没想到妈妈们谁也解不开心结。第二日中午，妈妈因为婆婆炒菜时没关厨房与客厅相连的玻璃门，让婆婆关上，但婆婆已经不想配合，她也开始不客气。见婆婆不关门，妈妈过去砰一声重重关上了门。这一声门响，让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儿女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急急打开房门。只见客厅里的妈妈不依不饶：“我跟你们说，今天发生了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着我们的面，她似乎把我们当成了裁判，开始诉说起刚刚发生了什么，要我们为她主持公道。婆婆情绪也崩溃了，哭着骂回去，说她要回家。我的脑袋半晌死寂，积累已久的压力瞬间冲决。我无法忘记那一天，我对母亲说出了那句：“妈妈你回家吧。”我看着妈妈的眼神闪过了不知所措。她愣住了，没料到自己的孩子非但没有为她评评理，最后对她说出了这样的话。她还在试图解释炒菜不关门有什么危害，我将妈妈拉进了房间。婆婆很激动。先生过来对我说，婆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上一次是在他爸爸过世时。两个孩子都在艰苦调和。妈妈始终抱着腿坐在椅子上，那椅子并不牢靠，是房东留下的老式红木椅子。高高的靠背刚好抵住她身体的一侧，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那种顽固的老小孩。她的表情冷冷的，我试图开导她的某句话语换来了一个冷笑。她对婆婆的爆发没有防备，现在更有理由觉得是对方的不讲理让她遭遇被自己孩子赶走的命运。我无法忽视这个决意阻隔任何人任何话语深入的表情，这个表情不容许存在一丝间隙。那是后来我在她的脸上看到过很多次，每次都扎痛我神经的表情。很快我就意识到，表面看我好像理智地主持了公道，但已经深深伤害了母亲。婆婆离开之后，桌上无辜晾着几个碟，几个碗，刚刚做好的菜饭无人光顾。我努力平静下来请母亲先吃饭，说吃完饭再给她买票，送她去搭车。她不同意，说不需要我送她离开。她在桌上抓起前一天买的几片吐司，装进保鲜袋。吐司没有正式的包装，是在楼下的小面包摊买的。在老家自有熟悉的面包店，免去她对面包品质的担忧，而现在她经常流露不自信，“不知道这面包好不好吃”。她要将这袋简陋的面包放进随身的拉链行李袋中，我记得在她刚到这里的第一天，从这个行李袋里拿出了很多我以前的物什——是我小时候戴过的串珠，我的发饰，甚至我小时候的成绩表！（她想让我的新家人看看我曾经是一个学业优秀的孩子）有很多我念大学后就没再见过的东西，她却一直把它们当做宝贝。仿佛我在她心中还停留在少年时。那些日子以来，这个随身袋里的常用衣物，都没被正式安置在房间，好似袋子的主人随时准备要离开一样。那一个月，我们刚刚考虑好两位妈妈哪位与我们住在一起，哪位就近租房。后来先生对我说，婆婆已经决定回家，就别让我妈妈一个人回家了，他也许看出了我的内疚。这是继前年我提议接妈妈过来就近住以后，第二次，我狠狠伤了她的心。妈妈不是第一次来广州了。她的青年时代就是在华南理工大学度过的，但我们母女俩在广州同住的初次经历还得回到2013年春天。那年该有两个月时间，我们常在住所附近散步、买菜。春天的广州才扑簌簌落叶，得花一个夏秋葱茏。老城区处处枝桠冲天，四起于行道，穿入屋宇。一路绿黄交错，我们却饶有兴致。那次我们还一起回了一趟她的母校。她到今天还会念叨起那些事情。我在手机专门店给她买了一台新手机，再后来，这个手机她用到键盘掉了皮。过去几年我换过其他智能手机送给她，但她都不能适应那些新功能。她的手指早已起了厚厚的茧，指纹开机不便于她，这使她更不乐意使用了。划动屏幕的时候，她始终很难找到那种巧劲，也很难理解屏幕上的不同小卡片，图片与视频，播放与打开，“返回”与“退出”。她好不容易学会了微信聊天和看公众号文章，就一直停留在这些功能上。疫情前，她越来越常提到广州的养老金比家里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养老金多，尽管我完全没弄懂其中的差异对她的影响，但我从多次出现这样的话里读出她想要和我一起生活的意愿，小心翼翼。由于我父亲的早逝，她艰辛地将我培养长大，在我离开家以前，她从未缺席过我任何一次成长，并在我需要外出求学和工作的时候，故作轻松地将我送出家门。在那个尚未被更大的浪潮卷动的小城市里，一个单亲母亲坚守她唯一的正义——求学，到大城市去才是出路。很多年以后，她忍受够了孤独，逐渐需要引用一套类似自我麻痹的话语安抚自己。当我诉说自己放假三天回家，已经买好票，她会略显卑微地对我说，“你不需要顾虑我，孩子长大都是要成家的”，仿佛需要及时的自证，她很快补上，“院子里的孩子成家以后都不怎么回家，难得放假你就休息吧。”而在我说出那些记挂她的话之后，她又突然走入另一种极端，她对我说，“既然那么担心我，那你回家吧，在家工作。”现在时隔十年了，妈妈因为我生产过来陪我，却随时准备着离开的行囊。这一年她没少对我说，“到广州没有想的好。”我知道她这是为与我一起生活但我没能事事如她所愿感到失望。她也早已忘记，照顾一个幼孩需要消耗如此多的体力，是如此使人困顿。但她同时又害怕自己的不适任会让自己失去待在这里的必要。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大方与我出游。她没有更多的娱乐，除了去附近市场买菜，散步也仅限所在小区。除此以外，她讲究着一种不一致的“关于体面”的逻辑。她穿衣不再有季节性，因为顶楼供水问题，她在家早已习惯了不用洗衣机洗衣服。疫情开始后，出门次数减少的她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穿衣之道——在厚衣服的外面套一件薄衣服，薄衣服方便换洗，薄袜子也同理。以至冬夏看上去没啥不一样。唯一保留的是对体面、整洁的看重。她坚持纽扣要扣到最上面那颗，不再愿意穿短袖，因为过瘦。她不喜欢宽大的衣服，但市面上的均码衣服于她总是很大，她因此强烈质疑我是否有用心为她挑选衣服。她开始长期戴帽子，为了不染发，即使在家也不例外。很难想象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总以痱子粉当作粉底饰面，穿蓝色星星连衣裙和苹果领短衬衫，送我上学的路上总被错认为所在小学的老师。她让我看到的衰老的面貌是消极的。而更让我难过的是，与她聊心里话，我总是无法得出她的真实想法，并不知道她到底顾虑什么。比起肉体的离去，我更害怕这种精神的离去。2007年，外婆过世，九十四岁的高龄，是感冒，没有受什么苦睡过去的。外婆性格温吞，算是善终。但妈妈受了很大打击。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起自己的妈妈特别疼爱她的事情，包括高龄生下她这个最小的女儿——两个哥哥都比她大十岁，年纪很大了还经常背着她走好几里路。我脑海里还有三四年级那会儿妈妈接外婆过来住一段时间的记忆，说话永远是以那种，为你好才那么着急说你的语气。我在想，今天我有很多看着我妈妈说话着急的行径，应该是潜移默化地受了她的影响。我知道妈妈对外婆的感情，但她一直都没对我说过，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情绪。如果幼年的我能成为她卸下铠甲交流情感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过度保护孩子与过分克己对一个母亲的戕害。我没有更多答案。那段时间赶上我放假回家，夜深了，我早已进了房间准备睡觉。才听到妈妈坐在客厅角落，和大表姐讲起了电话，她说自己想阿bou（“妈妈”方言）。声音哽咽，我从没听过妈妈以这种方式说话，那天我刚进门就看到她头发上抓起的一小束用红色绳子圈着，我没问起这个习俗，只觉得心疼。从我记事起，包括父亲在我八岁时过世，我都没有听妈妈说过任何辛苦、难过，但她动手把父亲的照片全部都剪掉一直是一个谜。包括合照里的。我一直觉得我们这种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妈妈小时候从没有正面对我说过父亲去世，而直到我长大了，读了大学，跟妈妈聊天，说起父亲去世，我母亲也没有意外我是如何知道父亲去世的，好像觉得孩子长大了，该知道的自己都会知道一样。现在跳出来看我母亲的性格、情感，端详过去照片里她年轻的状态，我并不完全不理解她。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求学以及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使她始终意气风发。她的青年时代可比我自信多了。她主动争取机会，但同时缺乏人情世故，这些都让她投入了一个更封闭的工作系统里，她关注家庭和工作，只相信付出必有收获。她的世界观是非黑即白的，不太能接受人性的复杂。她认为社会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为家人牺牲奉献是美德，自私是奇怪的。读书时候想要参加文艺队的想法早就不在了，取而代之只有偶尔在家唱唱“万泉河水”。如果不是家庭相册里那个扎着辫子穿着舞蹈鞋练功的姑娘吸引了我的兴趣，我无从从她口中得知这一切——潜藏在她这个工科生身上的文艺细胞，是这样传给了我。但若干年后，当她读小学的孩子想要参加班里的舞蹈队，她以影响小升初学习为由拒绝了这个六年级的孩子，并给她的班主任打电话。她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期待，这种期待甚至包含一种自傲，这种自傲不能轻易容下一点批判。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家里人从来都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包括你父亲。”但父亲最终生病了。我对那时候的事件的记忆是不连贯的，很后来才知道，有一年妈妈骑自行车载我上学，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倒，大脚趾折断了，包了很长时间的中药，因为错过了接驳的时机，大脚趾变得像鸡爪一样弯曲，和临近的脚趾紧紧贴在一起。到今天她的脚脖子总是肿的——静脉曲张的结果。但她不想给我添麻烦，她坚持说走路没有不舒服。被三轮车撞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她陪我父亲去北京治病同一年。她最终陪着丈夫去了一趟北京，然后回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在姑姑所在区的一所医院，父亲进行了最后的治疗。那个时期学校应该在放假，又也许是请了假，我记不得了。我们一家暂住在姑姑以前的房子里，在那个陌生的属于机关大院的老旧房子，窗户是旧式的绿色百叶帘，常年不打开，屋子和屋子离得很近，它们都有着整齐划一的平顶。没有熟悉的家具，没有熟悉的街道，我闷闷不乐，但我对某一个牌子的红罐八宝粥念念不忘，里面总有我爱吃的煮烂了的花生，糖水甜甜黏黏。每晚我都要听隔壁房屋的电视声，我对死亡一无所知。母亲忙于照顾父亲，直到她成为单亲母亲。但她从不让我插手任何家务事，了解她的情绪，仿佛只消忙碌起来就不觉孤苦。她以一种去性别的方式去养育我，没有向我灌输过任何柔弱。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母兼父职。每天都要把家里的凤凰牌自行车扛上三楼，锁好在父亲的房间里，那时我总在那个房间扮演老师，对那辆自行车和空空的父亲的床板讲课。她那时是在以一种无比刚毅的力量感在托举着我。直到今天，她还会在偶尔和我的交流中感叹，这样表述自己：“那时候真的充满干劲。”现在是没有什么干劲了，除了近乎强迫症的拖地、扫地、擦桌。我们从没有交流过那些被撕掉的照片，直到去年问起，我妈才说因为看到父亲的照片会觉得难过。她为什么从不和我交流这些，我知道是出于一种她自认为的保护。她以前就跟我提过，“小孩子跑医院不好。”她从没主动和我说过，直到这半年我有意识问了很多父亲的事情。例如，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天，父亲在本子记下：今天（几月几日）开始，我和你永不分离。母亲说，“他是不是怕我跑掉了，他真的很奇怪。”意思是他真不害臊。语气并没有不满。“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么浪漫，但那时候放假总是会一起去市场买菜。”“晚上你爸爸总要加班，所以我就给你爸爸把饭送过去。”我们住在学校大院里，从住的地方走过去现在已经是校车停车场的旧教学楼，不过十分钟不到。那个充满我幼时记忆的教学楼，只三层高，位置临近大球场。我们后来搬到了这个球场旁边，从厨房看出去视线正好相对。母亲向来自己给父亲上香，就如她没有正式跟我谈起过父亲的去世，自然也一直没有邀请过我。即便我已经很大了，我们也早已知晓，我早就知道父亲去世了。而我竟然也对这种纪念亲人的方式带着一种顺从和不熟知。我从未谈过，我在父亲的骨灰运送回老家的那趟车上已经懵懵懂懂了解了他的离去，那年我八岁。我一开始总做梦梦见爸爸回家了。我知道父亲去世已经很久，而直到读大学开始离家，我才谈起单亲对自己的影响，谈到我知道父亲去世的事情，母亲并没有细问我是何时知道的。而我，果然是妈妈的女儿，也没有主动谈起，也许是怕触碰那个痛处。在避重就轻的间隙，找到一种安居自我的方式，或许吧。小时候我每次和妈妈吵架，都要爬上那个给父亲上香的大书架，而我直到前年结婚，才给我的父亲上了第一束香。最终，去年夏天那场冲突之下的“你回家吧”，变成了一个屡揭不爽的伤疤，竟无论如何弥补，也再合不上了。这一年，它就像那兀自张开嘴的怪物，轻易能吃掉任何语义所到之处。不久前最大的一次争吵，就是这样。妈妈房间的空调坏了，相熟的五金店老板上门看过，判定已无法维修。采购家庭用品的人通常都是我和先生，我们当即讨论好选购的型号——和我们房间的小米空调一样，功能够用，价格合理。但母亲不想在网上买空调，不信任送货上门的商品。这些是事后先生与母亲聊出来的。很后来，我们才又得知，家里的小米洗衣机坏过几次，给母亲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天早上她阴沉着脸对我说，“这个空调我出钱，不要给我买二手的不好的东西。”广东今年的雨水多得恼人，这一日天气本来足够好，倾泻的蓝平滑得像假的巨幕，只在边边散些许云絮，似不服贴但又无伤大雅的气泡。我从外面跑步回来，汗没擦，被这扔过来的一句冷话弄得有点恍惚，愣愣站在餐桌旁边。餐桌上照例是每天都会准备的两个馒头、一颗鸡蛋，一杯牛奶。和我小时候的早餐基本一样。母亲正准备进我的房间拖地，陈旧到已经有点脱线的黄色拖把布绞成一束，没有任何水滴落，拖把已经被拧得很干了。她的情绪一如既往，突如其来。一早起床就开始订购空调，为的不过是要早点送过来约装，没想是这样的结果。我强忍着情绪向她解释，“我们没有买二手，怎么会买旧东西给你用呢？买的是新空调，是我们自己房间也在用的同款。”停了一下我又继续（天知道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我们一早就开始给你选空调了，为了能早点送过来给你用。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这样说我听了很难受。”也许我说话语气显出控诉，母亲根本听不进这些真心话，只觉得我在发脾气，跟她作对。她气呼呼进房间拖地，又气呼呼出来，门和桌椅互相磕碰。她对我说，“你不要给气我受。”我知道，只要情绪被带动，我多解释几句，就会让事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年都是如此。如果我讲话语气严肃一些，就是我不尊重她，是我给她气受或想她走，诸如此类足以让我崩溃的话就会不断蹦出来。情绪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逐步攀升。母亲也素来不允许我不高兴，我的沉默、低落，这些越是让她感觉到的我的不快、痛苦都能让她感到担心，她见不得这些，于是用对我发脾气的方式回应我。很快她就出门，回来的时候气仍没消，她继续开骂，“你为什么要扔掉我买的洋葱。你不吃留给我吃！”（前一晚我收拾了厨房，洋葱已经坏了）“我已经买好明天的票了！再不要受你的气！”我委屈得不想再说一句话，心始终砰砰直跳，我很怕她真的一个人跑回家去。下午我看完医生，在外面徘徊了很久，先生受我所托，替我和母亲聊了一晚。..我时常在夜里看着一岁女儿的脸，想起我与母亲纠缠了几十年的关系。我还在小学就曾暗暗较劲——我对她说过自己长大以后做妈妈，教育小孩不要像她那样。二十多年后我真的成为母亲了，却特别想抱抱那时候的自己。

作者｜爱玛包法利编辑｜旁立被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起码对于长大以后的我来说，这句话是准确的。过去，当陌生男性在地铁里触碰我的臀部时，这甚至不会唤起我什么情绪，默默走开就好。现在，当他把嘴凑到我脸上，或用他的手在我的后背和手臂上反复摩挲时，我也没觉得这些行为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不是什么面相猥琐、口臭牙黄的老头。相反，他看起来整洁而体面。头发和衣着都打理得干干净净，戴着斯文的无框眼镜，身型瘦削如同其他八旬老人一般，但是面容白皙且圆润。他总是笑眯眯的，让人觉得亲切、好相处。所以，他并不让我恶心，但我会觉得恐惧，恐惧他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让我无法再与他维持表面的和平。就像微博上无数的对性骚扰行为的控诉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性骚扰发生时，甚至在这之后，我都仍然微笑着与对方维持着一个积极的谈话氛围。我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最近十年我们不常见面，可能关系有所生疏，但是，我以为他是跟我爷爷一样亲近的长辈。以前，他就住在我爷爷奶奶隔壁，每天都在他们家吃饭，有两年我在爷爷奶奶家过暑假，我们每天都见面；他每年在我家过年，给我压岁钱，从硬币到纸币；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旅游；我爸爸常讲起年轻的时候和他喝酒吃夜宵的事，还有他自己的儿子很长时间都跟我爷爷奶奶和爸爸生活。甚至我爷爷比较不苟言笑，让我害怕不敢亲近，而他会跟我和妹妹一起玩。后来他们都搬出了那个小区，而我也外出上大学。交集再次增多是因为我今年找了一份这个城市的工作，借住了亲戚家的空房子。而他今年突然也想来这个城市生活，这个房子他会时不时来小住——那位亲戚是他的法定配偶，而这个房子是他挑选或许也出资购买的——带着他的“阿姨”，有时还有其他随从。我们分别住在这个房子两头的卧室，中间由一个照不到自然光的餐厅隔开。“阿姨”睡在我隔壁的书房，其他人则住在客厅和狭小的“保姆房”里。我们不常交谈。我回家时，他们一般在客厅里打麻将，他会吸烟，于是我匆匆打个招呼就躲回房间。有几次，时间凑上了一起吃饭，他五分钟就吃好离开，叫我多吃点，或者告诉我他买的零食可以随便吃。但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旅游在外，只我一个人住。那段时间他身体不好，所以住得比较久，只有他和“阿姨”在。早上，我去客厅里告诉他我要去看望我那位亲戚，也就是他的配偶，问他是否要一起。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阿姨”暂时离开在隔壁的卧室或是厨房。他招呼我在他身旁坐下。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我就有些心虚和愧疚。我晚上在看电影，接近午夜才回家却没有提前知会他。回来时看到他这么晚还在客厅里看电视，又身体不好，然而笨拙的我只是跟他打了个招呼就回房间了，没有关心他。我觉得我既有些失礼又不够孝顺，所以我很开心他仍然愿意与我表示亲近。原来遇到熟人的性骚扰行为真的会懵掉，因为太突然，因为难以置信。他表现得那么自然，我们从他的孙子很可爱聊到他孙女的生日宴会计划再到我的男朋友。他问我和男朋友是不是在网上认识的，我还要赶紧否定，下意识地想防止一切他可能会认为我轻佻的可能性。终于一个话题结束，我却没有立刻离开，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防止他察觉到我不赞同他的行为。我担心，如果他将他的行为视作与晚辈的正常相处，而我却表现出不满，这怎么可以？那个客厅，它的陈设与以前几乎一模一样。有一个巨大的电视机，刚替换了另一个陈旧但同样巨大的电视。有一张茶几，上面的玻璃板下还压着我和好朋友几年前出去玩拿回来的门票。茶几前是一大块空地，小时候我和妹妹总是在这里打滚玩耍。有一个柜子里摆满了佛教物品，另外那位长辈住在这里时，每天都在这个柜子面前做功课。然后是这个欧式沙发，两边的扶手又厚又高。用了太多年，坐垫失去弹性，于是坐上去扶手可以一直挡到我的肩膀。他原本坐在沙发的最右侧，然后他把这个位置让给我。这么宽敞的沙发，他却偏要和我挤在一起，于是我被困在了他和扶手之间。我仍然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坐在这张沙发上的时候，我也坐在这个位置，他在向我和妹妹科普他学到的佛教知识。客厅里还有一个麻将桌，这倒是他新添置的。然后我终于磕磕绊绊地、无故心虚地找借口离开。我立刻开始反复回顾他的言行，试图合理化他的行为。更多的，我一遍遍复盘我说过的每一句话、下意识的动作，想象我当时的表情。如果他单纯只是不够有边界感的话，或者把我当小孩，那我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在他的这种理解下我应该有的反应？我后来一直往边上挪，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不再和他对视，如果他认为我们是在正常交流，我这样的行为会不会让他觉得不够得体？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看我的？他会怎么看我？我可以问爸爸妈妈的意见，但是我不。我知道万一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合适，一定会迫使我搬出去，那就无法挽回了。我根本不想考虑搬家。我对居住环境极其挑剔，我以前的租房经历都很糟糕，何况我的工资又少了一半。虽然爸爸妈妈肯定愿意给我补贴——事实的确如此——但我不愿意，我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真实的。这个房子也带给我虚荣，在我习得了这一切的鄙视链后。我看到年轻人从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赶到楼下，盛装打扮，拍了又拍，而我穿着睡衣睡裤，看都不看一眼，还要在心里耸一耸肩。或者是当同事问我住在哪里时，我轻飘飘地报出一个地名，随后反复回味这一个瞬间。我不想让这个想法看起来太过不可理喻，所以我要说，我从小时候经常会来这个房子住，那我是可以感到一些权利来与这个房子所代表的浮华建立一点关联的吧。我不想舍弃。我总是容易选择被动、装傻、等待、假作无事发生，但幸好有我成熟又清醒的朋友，提醒了我一种潜在的更危险的情境。她告诉我，“他可能是在试探你。看到你没有表现出坚决的抗拒，他接下来就会更进一步。”她叫我绝对不要再单独回去——那时我已经离开那个房子，在去那位我更亲近的女性长辈家中的路上。哦，我好像必须要正视现实了。但我还是犹疑，真的不可能只是他没有边界感吗？现在再想，当然不是，而且他很可能是惯犯。他太有策略了，一边实施性骚扰，一边跟我进行正常家人间的聊天，甚至利用他自己的孙子孙女降低我的警觉性。那个“阿姨”，也不只是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但她以前是他的员工。我不知道是不是权力使人变质，这样的事他可能经常做。但是那时，我无法确认。我说，我要再问爸爸妈妈的意见。妈妈退休在家，马上接了我的电话。我刻意用一种冷静甚至还有些像讲笑话的语气向妈妈描述，显得我不太在意。或许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防御机制，我想要掩盖我真实的看法，因为害怕别人想得与我不一样。又或许我害怕如果显露出对这件事在意，会让她误以为我对此羞耻，而我下意识觉得，一个“独立”的女性不该这样。我如实告诉她那个人的动作：“他用嘴碰我的脸，然后一直用手摸我的后背，还摸我的手臂。我的手臂上部被衣服盖住，他还伸进去摸。”和我一样，妈妈通常犹豫不决，少有主见。但是这一次，我一描述完她就说，语速比平时快，“哎呀，他是不是老昏头了？你要跟他说，不可以这样，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奇怪的是，这时我却如释重负。因为我终于获得了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她这个年代的人也不容许他的行为，那他一定是不对的。我终于不用再面临不确定和反复的复盘。好吧，那就开始找房。当租房变成了一个必须项时，我反而能沉浸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中而不受到情绪困扰了。抉择和不确定——是或不是性骚扰，搬家或继续观察——最折磨我。没有想到，之后好多天依然不时有一个不确定跳出来折磨我。我还是会反复想他是怎么看我的。我出门时只告诉他我过一晚就回去，当他发现我再也没回去时，他会怎么想？我害怕他恼羞成怒，向别人抹黑我。我也在乎他的看法，即使在他做出了性骚扰行为后。只是想象他可能会对我抱有的各种看法就让我尴尬难忍。我总是太在意无关紧要之人。幸好我不受到“受害者有罪论”的影响，毕竟我在他面前衣着保守得不能再保守。但我会想，是不是我看起来太过软弱可欺才会让他觉得他可以为所欲为？我知道，我看起来就是一副很好脾气的样子，讲起话来更是这样。我因此有一点点讨厌这个特点。在我抵达那位女性长辈位于郊区的家时，接到了爸爸的电话，妈妈已经把一切转告过他了。他后来解释说，他是想来安慰我。我当然相信他。跟我一样，他也太想当好人，所有人眼中的好人。很多时候他的确成功了。对长辈、朋友甚至路人，他都是热情、礼貌、尽心尽力。他当然也很爱我，但是父权制或许只教会了他以严厉来表达，同样父权制也允许他在面对我和妈妈时不需要控制情绪。长大后，我终于不会对他感到恐惧，终于鼓起勇气劝说他改变，我们之间还是留下了一千座山的隔阂。我们或许都仍未习得合适的交流方式。如果没有必要，我不愿主动与他交流，而他总是笨拙地用长篇说教或者对我生活所有细节的询问来表达关心。在确认我方便接电话后，他接着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就说，你现在住得离单位太远了，想住得近一点。”熟练充当孝顺晚辈的他不会忘记要保护长辈。我当然回答好。妈妈已经早早替他转达过了，当察觉到我的犹豫时，她立刻反问我，“那总不能让那位长辈伤心吧？”我最害怕这种反问，好像我的行为多么不可理喻，让我恨不得立刻马上剖心自证。获得了我肯定的答复，他又嘱咐，“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本来也是我的决定，因为我一点都不想让那位长辈——多么正直、慈悲、善良的长辈，对我就像爸爸妈妈一样好——沾到她配偶做的恶心事。但我无法忍受别人这么要求我。我又生气又想笑。他终于停顿，仿佛在等我给他承诺。“说不说都是我的权利！”啊，为什么我只会使用这么文绉绉的、抽象的话语来表示反对？我妈妈总是笑我“书生气”。他在大学里工作，为这个庞大的机构处理类似的危机、息事宁人。入戏太深，他竟然还把这一套直接用到自己的女儿身上来。我也会感受到一种奇怪的羞辱，因为他的话让我觉得他仍然把我当小孩，不知轻重，所以要特别嘱咐。我太需要被看作是一个懂事的成年人。我的话让他转而开始安抚我，说的却是“我知道你受委屈了”。这样居高临下的说话方式。而且，我会觉得为性骚扰感到委屈会让我不配为“独立女性”，我下意识的就想防御。我告诉他，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是那个人自己不珍惜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我还是感恩我的爸爸虽然一大把年纪又习惯了对人发号施令，但仍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他立刻承认错误，然后开始长篇大论又离题万里地自我辩白。从解释为什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到表达他的初衷只是想安慰我。从承认确实是被几十年的工作惯性影响了，到教育我以后也应该像这样有话直说。还有很多别的，我已记不起来。我太害怕他人陷入尴尬，所以总忍不住时时给他回应，这或许也鼓励了他继续。听他说时，我在小区门口的装饰篱笆边上绕来绕去，用手指戳过了木头上的几乎每一条缝隙。我们都不知道，那位女性长辈还在家里等我吃饭，我以为家里还有其他人她会先吃。然后，我孝顺的、总想当好人的爸爸这通电话让她下午一点才吃上饭。和那个人之后再没接触，我先是住在那位女性长辈家里，后直接搬去了出租房。那个房子中的行李也是爸爸妈妈替我去取的。我觉得我不应该和这样的人再接触，我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我害怕再见到他时，我仍然会对他客客气气、微笑点头。我只会用这种模式与人相处，但我无法接受，所以还是不要再见比较好。我想，在我这样没有解释地突然消失之后，他应该能意识到其中的缘由。然而他竟然主动来找我。才半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信息。他用正式得体的语气和格式——那种出现在官方的邮件或邀请函上的——邀请我去他孙女的生日宴会。我感受到侮辱。我很生气。性骚扰没有恶心到我，现在有。怎么这么阴魂不散？为什么你会好意思这样若无其事？我不想仔细看他装模作样地给我写了什么话。截图给我爸爸，叫他去沟通。像过往每一次那样，生气很快就被焦虑替代，限制着我的呼吸。我在看电影，但无法进入故事。与人发生冲突后，我就无法面对我在他的世界中存在这个事实。我总是容易想象到在他脑海中，他用各种糟糕的方式描述我，这让我很尴尬。我也恐惧，作为长辈他比我更有权力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们共同的亲人们，那些簇拥着他的随从们——有些也是我从小就认识的。我还感受到，现代通讯工具让我无法免疫于他的影响。它可以穿透物理屏障，让他随时随地轻易地长驱直入，像这次一样，打扰我平静的生活，让我需要应付他。我不知道他在看见我一直没有回复他之后，会不会给我带来新的麻烦，或是给我发一些我不想看到的话语。这种随时随地会发生的危险让我不安。几小时后，我获知了爸爸的解决方式。他直接替我撒谎，说我那天要上班，不方便去。我毫不意外他会这样做，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可能。这符合我对他的了解，他太想做个别人眼里的好人了。他总是要做个孝顺的晚辈，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我作为他的自己人，自然不是他施以理解和宽容的对象。况且，我见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过于实用主义而缺少共情，想来我爸爸也很难例外。但就是这种“果真如此”最激起我的愤怒。我在大街上气得直跺脚。我不断地在心里呐喊：这个世界太让我感到恶心了！你粉饰太平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为什么错的明明不是我，却要我说谎？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感受置于你女儿之前？为什么你要选择这种最方便的但是要牺牲我的方法？你让我感受到被背叛。我那时候突然更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时隔多年、时过境迁还要自揭疮疤站出来me

“嘉娃儿是个大脸猫！”、“爸，你说嘉娃儿咋怎么爱笑？厕所里洗个屁屁也能嘎嘎笑半天？”大人们和背着说小孩子的每一句话，小孩子都能听见，届时我会笑得更大声来回应她的无解。

Dosa编辑

点的时候，坐在车上回家的路上，我又看见了路边那个拉小提琴的人。于是我想，后来那么久没有遇上他，也许就因为我出门不够晚。再上一次我10

作者｜佳宝编辑｜渡水崖01医生推开急诊室的门，翻着体检报告，一脸疑惑：“心电图，X光，血检……一切都很正常啊。”“连心电图都正常么？”我赶忙追问，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早上，服下抗焦虑药几小时后，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四肢隐隐发麻。低头看向运动手表，心率在60和100之间不断飘移。眼前开始发黑，呼吸也变得困难，我摸索着拿起手机，生平第一次按下911，正准备拨打的一瞬间症状突然消散了。如此反复了几次，我还是去了急诊室。检查结果颗粒无收。接下来的一周里，那种令人窒息的晕厥感不请自来。有时在走路时，有时在用餐中，症状潮水般突然涌来，停留片刻后又悄然退去。毫无规律和预兆。我向开药的医生寻求建议，对方回答：“这就是典型的惊恐发作，更说明你需要按时服药。”

作者｜西酱编辑｜珍妮现在是早上7点58分，我今天上早班，负责做开店准备，上班前给自己整了桶泡面，加火腿，感到非常幸福～奶茶店的网纱头套戴上几小时，会在皮肤上印出一道深深的印迹，把头套边边稍稍下移些，盖在眼皮上，脱下时，就会得到我想要的自然款双眼皮。照镜子，理头发，脱工服，收拾外场卫生，和同事打招呼，走出店门，仿若穿越。前年开业的县城万达，把独领风骚几十年的步行街风头抢了去，人们默契地配合城市规划，转移约会地点，像是给圆珠笔换根笔芯，甚至不会引发感慨。几十家连锁企业的入驻给我们县带来令公务员满意的政绩，令商人兴奋的经济利益，令自媒体博主跃跃欲试的创作素材，落到我头上，便成了一个具体的工作机会，把待业在家的我，从被家人、朋友、邻居、网络、自个儿脑袋等多种声音环绕轰炸的环境里，解救出来。只需投递一份学历高中以上，年龄35岁以下的简历，便可轻松获得某连锁奶茶店服务员职位的视频面试机会。和我一起面试的，是一位把实习转正机会留给大学室友的应届毕业生。HR问我们，预计见习工资，往届生17元|小时，应届生21元|小时，可否接受？毕业四年，三战考研未出成绩的我和意气风发、涂着晶莹粉色唇膏的粉发应届生都忙不迭同意，不过回答几个问题，我们就拿到了传说中，恐怖萧条市场里，一家年净利润过亿的连锁企业工作offer。今天是划时代的一天，一整个下午几乎都没有患得患失，甚至感受到一丢丢的归属感和融入感。不管是店长提醒我别忘了填体温表，或者直接把装零食的箱子放在地上时严肃表情下，嘴角露出憋不住的笑意。还是打烊时，M给我做的奶茶，F给买的小鸡腿，以及没带口罩进操作间时，S的提醒，都让我觉得有些开心。我似乎没那么不合时宜。这家奶茶店刚开业时，我带家人过来喝奶茶。服务员小伙伴，拿上有着胖胖肚子的不锈钢试饮壶给排队的顾客倒试味饮品，推荐品类。他的声音带着热烈清澈的爽朗，尽管当时我忙着照顾想要乱跑的侄女，感到好奇不停发问的外公，尽管那位小伙伴戴着帽子口罩，只露出眼睛，我还是暗自感叹：“好帅呀。”“小伙伴”是奶茶店同事们对还不熟悉的成员的亲切称呼。那时我还不叫他们小伙伴。现在离职后，我去到其他门店点单，“小伙伴”一词总在口腔翻滚，想喊又喊不出口。我是多么喜欢他们喊我“小伙伴”呀。“小伙伴，想喝杯什么？我给你做。”“小伙伴，帮我搬件牛奶进来，谢谢。”“小伙伴，吃鸡腿不？我请客。”我在奶茶店打烊时，吃到的第一根夜宵鸡腿，便来自于那位入职前给试味的帅气小伙伴，啊，开心。是因为长时间在家备考，和亲戚长辈们呆久了，便很容易对同龄人感到心动吗？可惜，没过几天，帅小伙就被调去其他城市。好在，门店前头的夜宵摊仍坚守阵地，洒满辣椒粉的性感小鸡腿成为我忠诚的夜生活伴侣。入职第一天，店长嘱咐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记得考勤打卡。她说：“你看这位老忘打卡，超过补卡次数，最后虽然好好上完班，也被扣工资了。”用黑色记号笔写下的“XX，打卡！”字样撑满整张明信片，挂在考勤打卡器旁，成为示众对象。先拜师。“这是你师傅。”“师傅好。”“我给你做杯奶茶吧。”“谢谢师傅。”几秒钟时间，我就多了个师傅，他把奶茶倏地做完，递给我，说：“喝完洗手，进操作间，教你泡茶。”按上计时器，洗手，25秒，观察有哪些需要做的事。用疫情期间随处可见的洗手七部曲，换个脑子，前途、能力、资源、缺陷、傲慢、偏见，生活中一切让我感到压力山大的因素，顺着泡沫水的漩涡转悠进下水道。都去他的，操作间内，做奶茶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泡茶。点单目录上几十种品类的饮品都由三台高冷俊秀的泡茶机泡出茶汤，在纱布袋里停留的废茶叶带着花香的体味冲洗凉水澡。气弹锁在闺中，一枪一弹，食品安全八大条如明镜高悬，严防任何一颗尚未找到配对奶油枪的气弹出逃。在县城奶茶店打工，有个隐形福利，可以见到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县城不大，万达是人们的主要聚会地点，这家颇有名气的奶茶店便成了过年返乡、休假聚会的年轻人们，为数不多的打卡地之一。一套完整到遮住头发丝的工服，一份上班期间不得清闲的工作保护着我，它让我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有机会守株待兔，遇上那些让我感到好奇的人。有时，我感到自信，便在点单时，喊出同学的名字，眼含笑意打招呼。有时，我想要躲起来，便尽可能用机器人的语气待人接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成为我最喜欢的社交方式。泡茶的配方表没记住，明天就要考核，编辑的稿子也出问题，不安，想逃跑。密密麻麻的压力源，就像地铁里的脚，总在移动。还好，感到有压力的不止我一个。大晚上的，店长还在工作群里发店内陈列图@同事，让已经下班的她俩找茬。总能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安慰，应该不是只有我才这样吧？上班第七天，打烊后，店长给我来电话了，想了解一下我的状态，她觉得我的紧迫感不够。她的紧迫感来自于我作为店里唯一的全职新人，学习进度不如其他几位兼职的新人。我在泡茶这一个岗位上待了七天，但其他比我迟来的的小伙伴已经学了两到三个岗位了。最可怕的是，我似乎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我工作时表现出的迷茫，没有目标，不知道该干什么？对于自己不会的东西，也不会努力地去问、去学。这些都让她无法理解。那么我呢？我对自己的评价如何？我是否有紧迫感？店长对我的评价，我是否认可呢？首先，不跟别人相比，只跟我自己相比的话，我对自己来奶茶店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我在泡茶的岗位上虽然犯过一些小错误，但是这几天已经能够勉强跟上他们的速度了，自己每天也有花至少半小时认真记泡茶表。可以说对这段时间的表现，我可以给自己打个95分，还差的五分可能是没有学会打奶盖。但第二天也可以去学。至于紧迫感，我对尽快成为独当一面的全能服务生确实没什么紧迫感。他们说要有团队意识，当这些从其他城市来支援的老员工走掉之后，需要扛起责任的就是我这样的全职新人了。如果现在基本功不打扎实，那么之后面临困难时，会非常苦恼。但是现在这样的紧迫感我确实没有，我能够努力让自己有吗？好像也不太能。是我不够有团体荣誉感吗？或者对自己的工资不够上心？职级考核与工资水平紧密相连。昨天好像从香港来了研学团体，有几个小学生来买零食，她们的外网没办法用微信注册会员，会员价要便宜许多，最终也没买成。我有些惶恐，怕自己的不懂变通伤了香港同胞的心。参加工作后，感觉做好事情的必要品质是，想事。我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都跟怎么把事情做好无关。可我的室友，小P，一个22岁，刚从护理专业毕业的女生，似乎做得很好。县城进店消费的客人少，为拯救疲软业绩新开通的外卖业务也不温不火，3000元不到的日营业额，养不活一家拥有8个全职员工的门店。我和小P一起，来到湘西某市的景区门店支援。我对小P感慨：“感觉你做事很有标准，而且很想事，什么东西该注意，都门儿清。”她说：“我也有‘筐瓢’的时候，偷偷的。”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夜聊，聊白天发生的事，也聊各自门店的人和事。隔壁房间的男生过来敲门，说：“你们讲话能不能小点声！”小P说，自己每天在景区上班，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多用一句英语和外国顾客搭话。她说：“我明天喊外国顾客取奶茶，要喊‘Bro,come

作者｜宋长安编辑｜旁立模糊，清晰，模糊，确定了！这个E是朝下。“最大的一行您说错了！”对面的中年女大夫叹了口气，白了我一眼，看起来比我还怪我这眼睛不争气。我戴上眼镜，红着脸，咧嘴笑了笑，这种尴尬已经伴随了我二十多年，可我还是会觉得，总是对大夫有所亏欠。其实我早已习各路眼科大夫的反应，甚至已经可以把他们分类。有的是不敢置信地把嘴巴张成O形，有的会以为是我年少顽皮跟他们开玩笑，气得面红耳赤，有的会耐心地告诉我一些用眼小窍门。当然绝大部分是无需多话，冷静地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上：左眼0.1，右眼0.1。可每当这时，站在我身边的母亲，会把病历揣进包里，然后拉上我的手起身就往外走，脑子里已经飞速盘算着我的下一个治疗方案了。是的，在我的整个童年里，母亲每天都在向近视宣战，她要攻克的是世界难题：根治近视。虽然它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近视的度数越来越高。其实戴眼镜没什么不好，我想。从医院出来，我便搭上了回学校的公交车。车窗被一层薄霜盖住，窗外一排排的楼房和树木，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高度近视患者眼中的世界啊，我窃笑了一下。它们摇摇晃晃地向后移动，时间飞速倒退。应该是五岁，没错是五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近视的时候。其实我倒没有什么感觉，也许童年本来就应该是模糊的。幼儿园做了视力检查以后，妈妈接到老师的电话，说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近视的孩子。她的反应是摇摇头，绝对不信，嚷嚷着要带我去医院再做个检查。所以本来那个周末，我们是要去医院的。不过，我们没去成。原因是头天晚上，妈妈做了油炸麻花。对，一切责任都在麻花，虽然我觉得它们无比可口。金黄色酥脆的皮，里面是带着软糯的白色面团，咬上一口甜甜的。刚出锅，我就急得不行，直接上手去抓，结果被烫得大叫了一声。妈妈笑着掰了一块下来，吹了几口，塞进我嘴里。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乐得合不拢嘴。可是刚下班进家门的爸爸好像不这么认为，他的黑色公文包，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手一挥，把一盘子新出锅的麻花扒拉到地上，盘子碎的时候发出脆响，麻花飞得到处都是。紧接着飞起的，就是爸爸手中握着的扫帚、妈妈的嚎叫和我的泪水，一切都是剧烈又迅速的，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妈妈就不再有声音。接下来的那个周日我们还是去医院了，不是去眼科，而是去外科。妈妈破碎的额头需要缝补，粗壮的针头在她头上来回穿梭，妈妈却毫无反应。我以为她死了，护士告诉我是打了麻药。我跟妈妈提起过这一天，可是她说不记得了。我又加入了一些细节，比如爸爸是把她按在地上，扫帚是抡在她头上，不过多少下我数不清，因为那时我还不会数学。她说，“哦”。这个回答显得无比漫不经心，如果不是仔细分辨，会跟清嗓子的声音混淆。而这正是她的意图。她不愿意提及的事，想蒙混过关，总是会用这样的伎俩应付人。这也正是我讨厌她的地方。她总是狡猾地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抹掉她厌恶的部分，让我们的生活看上去跟其他人无异。可是我的近视度数，已经让我无处藏身了。我已经必须坐到班里的第一排了，要不然看不清黑板。可是第一排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了."回去配个眼镜吧，要不影响你学习"，班主任让我传个话给妈妈。“戴眼镜会让眼睛鼓起来的，太丑了”，妈妈说。“配一个吧，老师会不高兴”“哦”。这个回应，我熟。为什么别人就能带，我就不行！我大哭大闹，可是跟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不了了之。妈妈个子不高，性子特别急，走起路来飞快，脾气和说话都脆的响亮。她的意志，可以摧毁整个宇宙，和我的班主任。“你的眼镜呢，还没配上！”，班主任有点生气了。“哦”，我也学会了。就这样，小学的几年快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眼镜，还是看不清黑板，还是被班主任排挤着，还是成绩优秀。妈妈坚持着自己的战术布局，很快就给我找到了第二种方法：生吃猪眼睛。这种级别的治疗方式，相当于对近视进行生化攻击，真不知道妈妈是从哪得到这么高级的武功秘籍。但是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必须接受这份来自生物界的挑战。可是，先把是否有用放到一边，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如何得到一颗新鲜的猪眼睛呢？其实这对妈妈来说，易如反掌。甚至“新鲜”两个字，都难不倒她。因为她开的五金店铺跟生鲜市场紧挨着，就隔着一条马路。她跟猪肉铺的张屠户夫妻俩说好，每天早上6点钟在市场宰猪的时候，给她把眼睛留好。七点半她到市场取了眼珠，8点钟给我送到学校，亲自看我就着水吞服下，一系列步骤自然顺滑。啊，味道倒在其次，主要是那双水汪汪的沾着血红色肉丝的大眼睛盯着我，毛骨悚然。但是如果我不吃，那可就是我妈的眼睛盯着我了。我不吃下去，她不会走。其实就算她走了，我也还是会吃。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吃下了每一颗猪眼睛，生吃的。我太了解妈妈了，如果想让这件荒谬的事件快点结束，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委屈一下自己。如果我就是扛着不吃，那么最后一定是大吵一架，结果并不会改变。但是除了上述原因，我还是希望她能开心，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不那么开心。半夜里我曾蒙着被子听她在洗手间对着镜子哭，或是在梦里用尖利的叫骂声划破黑暗，美术班同学只是占了我的位子，她就会指着人家骂个没完，甚至在我不听话时举着刀吓唬我。我曾想知道原因，是因为会飞的扫帚和拳头、头上和身上的伤疤、再也找不到的首饰、爸爸因为一点小事就无休止地谩骂，还是因为她下岗了。那一年她整四十岁。不过很快她就开始振作起来，一头扎进五金市场领域，从市场里盘了个小铺子开始，一鼓作气开了五家店。啊，她真是扬眉吐气！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如神助，但是她的红色诺基亚手机一定是助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手机，红棕色的磨砂外壳，这在90年代绝对是个新潮玩意。手机的大小跟手掌差不多，功能很简单，只有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妈妈也不需要短信，因为打字对她来说太慢了。手机就挂在她耳朵上，吃饭打，走路打，如果睡觉也能打，她肯定也愿意。有好几次过马路的时候，车就从她鼻尖擦过，但丝毫不影响她继续冲着手机嚷嚷。每当我在她身边时，她也根本没空理我。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陪衬品。输给手机的感觉，不好受。听着她扯着嗓门对着电话喊，声音比平时高几百个分贝，生怕对方听不到。我都只能捂着耳朵，同时忍受着路人诧异的目光审视。啊，吵死了，真烦人！不过手机也带给我了好处：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我们的新家，是妈妈用家里原有的两处房子换到的。换房子这件事在那个没有房屋中介的年代，非常普遍但难度相当之大，而且是把两处换成一处，更是一个奇迹。妈妈能随时用手机跟进房子的情况，算是她的信息优势。换房的过程，很是艰难。每周日休息的这一天，无论刮风下雨，一大清早妈妈都会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跳上65路公交车坐八站，来到公园附近东南角的一个小广场。这是自发形成的小型市场，大家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换房。这里陆陆续续地会聚集很多人，有的人蹲在地上，旁边杵着块板子，上面写上自家房子的情况，然后自己在旁边一言不发，等人来问；有的人站着手里举着张纸，嘴里振振有词地叨叨；有的虽然空着手，但走来走去，到处转悠打听。就这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寒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周日这里都会准时出现妈妈和我的身影。妈妈本不愿意带上我，只是因为爸爸一到周末就不知所踪，我没人带。我会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看到的只是人们的大腿。总是刚来一小会儿，就开始不耐烦地撕扯妈妈的衣角，想要把她从人群中拉走，去旁边的公园玩。我并不是很清楚妈妈在干什么，只是想让她陪我玩。直到有一天，妈妈告诉我，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新家可是正经的“两屋一厨”，而且“你还可以有自己的房间！”那天，我高兴得一夜都没睡着。我高兴的原因是，自己的房间让我不用随时在父母争吵的现场了。我拥有了一个避难所！可以全心投入在鼓捣我的秘密武器：收音机。因为我的近视，看电视这项娱乐活动是从小就被禁止的。所以，我有了一个收音机，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是黑色，我叫它小黑。小黑有两个扬声器，卡带盒左右一边一个，播放功能很强大，可以听电台，磁带，还能录音。最开始电台的节目太少，主要是新闻而且只到播到晚上八点，后来电台开始播单田芳的评书，大破冲宵楼、童林传、三侠五义。我会去买一大堆空白的磁带，差不多2元钱一盒，把当天的评书录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反复播放。最后我可以把几乎每个故事，都从头到尾完整地背下来。我还掌握了一项技能，就是修磁带，这绝对是个技术活儿。磁带用久了里面的带子会松，所以经常被录音机的转轴给卷出来扯断了。我会把卡在收音机里的带子，一点一点捋出来，如果被缠得太厉害了，就先把带子给剪断了。然后把透明胶的给剪成带子的宽度，黏合上。很多个夜晚，妈妈爸爸以为我睡了，便开始放心地吵架。一开始是小声斗嘴，这个过程通常会以爸爸用特别大声的一句骂人结束，因为他知道妈妈怕吵醒我，自己只要提高嗓门，妈妈就不敢再回嘴。但是我却能听到他们全部的对话，多年的练习，让我的耳朵已经被训练到可以穿过墙壁和门缝，专门吸收吵架的声波。一边听，一边大概能猜测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分析接下来的话题走向，判断会不会升级到真的动手打起来。直到确认他俩真的停下，我才能安心睡觉。可是自从有了小黑，睡觉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打扰了只要收音机一直开到早上就行。直到有一天，它突然消失。妈妈给我的答复很直接，被她砸了，不过她答应一定会给我再买一个。“哦”，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果然新的收音机第二天就放在我桌上，也是黑色的，跟小黑长得差不多。不过比小黑更大些，功能更多，样子更精致。可是我搞不懂这些复杂的功能，总也学不会，或者说不敢学，不知道哪天它会突然离开，也许，不必太认真吧。这之后的很多天，我跟妈妈是没有对话的。她欠我一个道歉，我一直这么认为。她怎么想呢？我猜不出。又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了，催债的事儿够她忙一阵，爸爸从家里搬出去了，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在姥姥家过春节，可以跟舅舅、舅妈和表妹一起打扑克了，我是十分期待的。可是真到了三十儿晚上，气氛却有些微妙。妈妈可能是想起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比如她当年为什么嫁给了爸爸。妈妈曾多次有意无意跟我提起，她想过很多次的亲，对方甚至还有大学生呢，后来还到北京了呢，是她自己拒绝了人家，原因是对方近视度数太高，万一遗传给孩子可怎么办。妈妈仗着自己是中专学历，又有个铁饭碗的好工作，并不着急出嫁。只是后来舅舅要结婚，新娘子要嫁到婆家来，家里就一间屋子，住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妈妈必须在舅舅结婚前，赶紧腾地方。要怪就怪那个年头租房也没有市场化，就没人想过先给妈妈租个房子这种方法，只想着嫁人这个解决方法。于是匆匆忙忙地，经人介绍妈妈和爸爸几个月之内就结婚了。也可能是妈妈看着我，让她颇感悲伤。表妹三口人团团圆圆，而我身边没有爸爸。妈妈的联想能力此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她自己的爸爸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了。她从不跟人讲述这件事对她的影响，只是给了她一个信念：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有爸爸在身边。她背弃了她的信念，而我怎么想，好像并不重要。于是，道歉我还没要来，爸爸就先回来了。爸爸回来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模糊不清的，可能是因为我抗拒得太激烈，妈妈想让这个过程变得易于接受些。先是每天回来待一会儿就走，接着是待上一整晚，最后是真正回到家里来。一切又回到老路上，跟我相比，她才是那个高度近视的人，对我的想法视而不见。我已经习惯应对这种模糊的世界了。比如迎面走来的人看不太清楚，我就低下头不随便打招呼；上课看不清黑板，我就索性自己多学点，不再依靠老师；爸爸回来了，我当没看见。但是妈妈却始终走在医学的最前沿：美国最新技术，硬性角膜镜。晚上睡觉带上，白天摘掉，原理是通过物理手段控制眼轴变长，进而遏制近视的恶化。“可是贵啊！”，大夫神秘地说。“哦”，妈妈回答得很痛快。贵有贵的道理，我的近视度数真的不再增长了。看，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妈妈很骄傲，她就是有办法能让这眼看着过不下去的日子，逐渐明朗起来。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直到那个夏天里最热的一天。“你去买点冰棍吧，爱吃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妈妈笑着，还摸摸我的头。她今天来姥姥家接我的时间比往日都早。奇怪。不过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也可以解释。那奇怪在哪呢？时间不太对，太早了。表情不太对，太高兴了。一路上我琢磨着，想不出，我放弃了，好好吃冰棍吧。可是回来以后，妈妈明显刚哭过，肩膀还不时地颤抖一下。她看着我，一动不动，怕我看出什么。她想多了，我怎么会看清她的表情。模糊是一种保护，因为很多时候这就意味着无需理解。“另一个女人...在你家里，哎。”，姥姥私下告诉我。高度近视的好处就是听觉和感知力非常发达，妈妈第一次在家里占了上风。据此我可以察觉到，这次与以往不同。妈妈在发脾气，一把把床单从床上扯下来，扔到地上。冲着爸爸把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苦水倒在他身上，他竟也耐着性子听着。爸爸才几岁就没了父亲，上头还有俩哥哥。他经常说，小时候太穷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夸张的语气和用词，让人忍俊不禁。他是聪明的，虽然小学都没毕业，但是很会说话。可以让妈妈因为去爸爸单位告状，结果在被扫帚打了一顿后，去跟登门跟那个女人赔礼道歉，可以说服妈妈甘愿赚钱养家，可以让妈妈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离开他。只有他能让妈妈笑，那种真正的开怀大笑，他是她最大的屈辱，却也能让她的所有屈辱一扫而空。爸爸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毕竟早上起来给自己泡一杯雀巢牌咖啡，摊开宣纸挥毫泼墨，看看卫星电视里的港台唱歌节目，张学友的《吻别》真是唱出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每日如此，过久了还是无聊。这回真过不下去了吧，我期盼着。晚上妈妈躺在我身边，她总是翻身，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也睡不着。爸爸会提着刀过来吗？我的房间门锁了吗，最好是没锁吧，这样我没睡也算是有了意义。如果锁了呢？他会使劲砸门，啊，那简直比直接进来还坏啊。毕竟我这种高度近视，是看不清这种画面的，而声音却可以无比清晰。我成功活到了第二天，完好无损。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最初我是庆幸的，能活一天是一天。可是渐渐我察觉出，不太对劲儿。生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家里仍旧是三口人，完完整整。日常的争吵依然存在，连音调和节奏都跟之前保持一致。这种生活，跟近视一样是一种绝症，不可战胜，无论妈妈有多么强的战斗力。“你还要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试探性地问。“哦”，一个熟悉地回答。我穿着鞋站在床上大哭，爬上桌子大哭，撕了书本，立志要大闹一番，让事情有个转变。可是第二天一早，窗外一片茫茫白雪，让一切都焕然一新。我的书被透明胶粘好，整齐地码在桌子上。妈妈早早地去汽车站清点今天到的货了，爸爸在房间里低声打电话，我除了按时去上学，并没有其他可做到事。我想好，从今天起都不再跟妈妈说话了，直到她决定离开爸爸为止。冷战持续到晚上，妈妈做的饭我吃了两口就赌气回房间了。快到半夜，听到妈妈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工程想现在就试用这次新到的货，这意味着现在需要立即送两桶乳白胶过去。妈妈喊了几次爸爸的名字，但是没有回音。她没有抱怨，穿上羽绒服，准备出发。我一定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了，竟然也穿上了羽绒服，站在了妈妈面前。冬天的晚上真冷啊，呵一口气出来就结成霜，在眼前瞬间凝固，然后咣当一下砸到脚上。三轮车的速度很慢，妈妈用力蹬着，满身大汗，我搂着两桶乳胶漆坐在车后面，困得睁不开眼，盘算着差不多该换我骑了吧。可能是路面太滑了，为了躲避迎面冲过来一辆摩托车，我们的车翻了。这时候近视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我并不能完全复述自己那天的所见，比如我只知道自己翻了一个前滚翻，从车里飞出去了，以及桶里的乳胶漆在天空划了一个漂亮的弧形。模糊的好处是，我不会害怕。事实上，我和妈妈都没什么事儿。因为我们重新回到店里，取了两桶乳胶漆，再次启程，送到了工地。“为什么不是爸爸”，我问。如果是爸爸送货，也许我们就不需要重送一遍。“他睡着了”，妈妈回答。“哦”，我说。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要好好学习，以后要念远方的大学，以便离开妈妈和这个家。可是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走神，主要是担心一件事，放学后同学们出校门的时候，妈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骂人。虽然这是我想象出来的画面，但是我知道她一定会做得出来。最近她的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总怀疑家里来了人。比如回家后看到她的拖鞋位置摆放的，跟出来时候不太一样了，或者是家里的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她都会怀疑有人来过，或者是东西被送给了别人。其实东西被送给别人这件事，从她跟爸爸结婚起，就是家里经常会出现。她陪嫁的金戒指，刚结婚两个月就被爸爸偷偷拿去融掉了，给奶奶打了两个耳环。后来妈妈的新衣服，给我买的新衣服，家里的好吃的，经常就会消失，“给那个女人拿去了”，都是过了很久以后，爸爸才亲口告诉她。如今，她不再像年轻时候，独自承受自己的怀疑，而是将其原封不动地倾泻到爸爸身上。于是质问、反击、再质问、再反击，成了他们两人对话的几乎全部内容。我摇摇头说，我没看见，没听见。可是门外隐隐约约地有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不太清晰，若有若无，有些不真实。但是身体发射的信号却愈加强烈起来，右眼皮从一开始偶然跳两下，到后来跳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嘣、嘣、嘣的跳个不停，让我根本睡不着，得用手去按住。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强，像是海啸来临前的岸。先是海水冒着泡泡，暗暗地涨上来，逐步没过沙滩，然后开始向海岸线发起撞击，从试探，到推搡，然后是劈头盖脸地落下来。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试图从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他们争吵的原因，但是只听到爸爸咒骂，以及偶尔妈妈故意压低了声音的嘟囔。声音交锋了来来回回好久，像是海水在反复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睡了，不管了。是时候给妈妈一些警告了，这是报复的好时机。可是迷迷糊糊中，有一会儿声音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又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巨大的“咕咚”一声闷响把我给吓醒了。一切安静下来。爸爸手里握着小板凳，那是我小时候经常坐在上面玩的。凳子面是银灰色绸布面的，上面绣着一只绿色尾巴的小鸟，布面已经脏得发黑了，亮绿色也早已经变成墨绿色。小时候我坐在上面，妈妈蹲在我面前，跟我玩“你拍一，我拍一”的拍手游戏，捧着饭碗一勺一勺地把吃的递进我嘴里，给我读《格林童话》，她还记得拇指姑娘院子里种的那些巨大的莴苣，一直可以伸到她房间的床上。我曾经站在这条凳子上，捧着妈妈的脸仔细地看了又看，亲了又亲。但是现在这条凳子，腿已经扭曲凹陷了，上面的那只小鸟身上被深红色的血迹完全盖住，完全看不到了。妈妈的右腿就是从那天起折的。下雨了，妈妈走在我前面，一手举着伞，一手握着手机在打电话，一脚深一脚浅。不留神踩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坑，会溅我一身的水。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她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我不敢挨着她，好像一旦离她近了，她就会发现我因为胆怯而没去救她。或许她已经知道，因为她那天哭的声音很大，我怎么会听不到？雨点落在伞上的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大。雷声从远处传来，地面上的水坑泛起阵阵急促的圆圈。“快点啊”，妈妈的电话打完了，回头朝我招招手。我加快了步伐，走到她身边，她伸手搂着我的胳膊，我把头靠在她肩上。圆圈越来越大，把我和妈妈圈在了一起。那天过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差，当然也没有更好。妈妈依旧忙碌，只是走路比原来慢了一些。可是一天夜晚，我在写作业，爸爸过来却对我说，“一起去找找你妈妈吧，她走了”。“走了？”，我这才害怕起来。城市的霓虹灯在雨后的地面上闪烁，风从我耳边吹过，我坐在爸爸摩托车的后座上，扣住他的皮带让自己跟上他的速度。这是我第一次离他这么近，虽然只是在他的身后。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我从未真正看清楚过他，甚至现在，也仅是看到他的背影。我那些永远都没有着落的疑问，要求却没有回响的道歉，无处安防的愤怒，目标并不是妈妈，而是他，那个隐藏在我视线之外的人。妈妈，此时我好想她，她在哪？我们乘着黑夜的风，穿过城的大小街道，有时在云里周围是雷电交加，有时在云下看城市如蚂蚁般忙碌的人群和横竖铺陈的街道，那么陌生，那么遥远。妈妈那天很晚才回家，我竟然也没有问她那天去哪了。我只是暗暗庆幸，她回来了。而我要走了。后来，我真的考上一所很远的大学，要坐一夜的火车才能到的地方。经过与高度近视缠斗了整个童年的时光，我终于如愿以偿戴上眼镜。大夫给我测了度数，配了镜片，“矫正度数1.5，你正常了”。世界原来这么亮！天上的云，树的纹理，公交车的轮胎，迎面走过来的人脸上的粉刺，都让我的目光驻足停留，欣喜若狂。然而就像眼镜，新的生活也每时无刻矫正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一晚上都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无需担心会被随时的战争牵连进去；我竟然也习惯用大吼大叫和摔东西来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对爱的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没有能长期相处的朋友。我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白天让自己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晚上在黑暗中近乎苛刻地责备自己。大家都说，我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可是我有时甚至希望自己是个坏人，这样起码会有人会试图找一下我成为坏孩子的原因。可是我是那样的循规蹈矩，一个戴着眼镜的好孩子。多么残忍的称呼。从未想过，看得太清楚，竟然也让我痛苦。但是人一旦看到了，就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回到那种模糊中。其实也回不去了，不是吗？我是一个新生儿，学着在这个清晰的星球上生活。痛苦，却带着生机。重新学习如何面对恐惧，如何表达愤怒，如何表达爱。妈妈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都挺好的，我的回答都差不多。我会反感她打电话过于频繁，以及她会精心地穿插一些我反感的内容，比如会不经意间说一下爸爸也挺好，或者说爸爸不好。我如果给解决方案，她就还是“哦”，然后迅速挂掉电话。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其中也每每有着期待。我会笑笑，安慰她，注意身体！离得远了，终于也看得清楚了。长大的好处是，我有了眼镜，终于可以看清自己的路，而不是走妈妈的路。公交车终于摇摇晃晃地到站了，我起身下车，路边的红叶在风中阵阵浮动，裹在厚实的风衣里，沿着潮湿的街道前行，脚上偶尔沾着落叶，偶尔从身边飞快经过的车，溅起一阵水波。我的眼镜上一口哈气，前方几栋教学楼挤在了一起。我停下来，用拇指在上面蹭了蹭，重新戴上，好了，它们又乖乖地站好。这时手机一阵振动，来电是妈妈。“前一阵你远方的表姨跟我联系了，她说有一种决明子枕头，对治疗近视非常有效......”“哦”，我点点头，立了立领子，继续往前走。写作手记这篇文章是童年劫后余生的回顾，也是伪装成故事的自我独白。有作家说，每一个能熬过童年的人，不愁没有故事可写。这正是我选题的初衷。但是写到童年，就势必会涉及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这个话题。这是我至今未曾打开的心结，也是不敢触碰的领域。回忆是狡猾的。它躲在我心底深不见光之处，晦暗中和怨恨、恐惧、怀疑、自大等情绪纠缠，意欲把人引入歧途。文字在自由宣泄时，我会一度偏执地认为，如今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来童年的不幸。这让写作变成一个为童年伸冤的流水账。并且在选题时，我还曾担心自己的故事是否会招来嘲笑，我儿时曾为此自卑了很久，甚至最好的朋友都未透露。但是从写作的第一天，旁立老师看到我的故事，她坦承地用自己的经历来安慰我，像一个未谋面的朋友。我感动了好久，虽然只是在微信里回了一句：谢谢。她轻轻的一句点拨，教会我写作的一个秘诀：克制。克制的文字表达让我去掉渲染和夸张，尝试用真实的语言写出内心的感受，情绪的平息，反而激发了反思。我需要直面自己的过去，去审视和感受，而不是活在其中。当我尝试穿越时间，去寻找到真实的自己，那种体验是深刻的。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深度，逐渐呈现。我看到了自己那颗悲伤的心，也曾感受到过最浓烈的爱啊。踏上寻找的路，虽艰难，却无比喜悦。感谢三明治和旁立老师，能写出自己的故事真好！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十四天的写作过得太快了，对我来说，事实上我在写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想写的方向，我是一个谨慎的infj，对要写出我所观察的我母亲长久以来的问题——那种可能的病态和孤独，我很没有把握，尤其其中牵扯到的比较显性的那些矛盾，都集中在这一年，我生完孩子以后，关乎我的新家庭，我对撕破它们没有把握，太没有把握了。我对我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正因为如此，我总是独自消化着那些负面情绪，直到有一天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说到底，就像刚开始写作的第三天，我的编辑老师说的那样，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故事，是你自己情感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个观察的周期如此之长——也许从我记事开始，我就开始受到我母亲的情绪的影响，但我从没有像这一年，这样去解剖过它们，这种回溯对当前的问题有任何解决意义吗？就像我第一天写下的，书写我和母亲的事是为了自救。直接意义也许只是，我稍微能在一些时刻，平静一些了。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如何去讲一个故事，如何去展示，而不是只是陈述，在追回那些事件、谈话的细节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啊，我真的是应激了。我也越来越接近一个老年人的内心。这个接近，也包括我自己连带在我母亲的问题上思考如何与老年人相处，如何老去的问题。此外就是，真正意义地得到系统性的指导，与写作上的共情。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大的收获。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第四课分享的，“好的故事始终书写那份共通的人性”“写作者不必向外求索，只需要尽可能诚实面对自己”。我想以此勉励自己继续写下去。——小米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三明治。第一次来我大写特写了一个血淋淋的摇滚往事，情绪和文字像一头莽撞的牛犊子，那个故事石沉大海之后我陷入两个月的“自我内耗”。——非虚构就是家长里短？一定要暴露自己的生活才能出圈吗？/写作是否也存在鄙视链？……”收集了大量的讨论，我也决定继续走下去，用一个个故事和讨论去让所有疑问自己找到答案。在七月短故事中写下更为私密的儿时记忆，用一篇5000字的故事给98年的自己打了一通电话。通过对自己回忆的梳理、情绪的梳理，以及在写作技巧方面尝试学习“克制”。15天的学习在我心里被分解成三个阶段，自我识见，自我瓦解，又重新塑造。在每个阶段里都能明确地感知到自己在面对悲剧回忆时的强烈感受被消解掉一部分，而文字的灵感也在逐步攀升最后进入心流。都说人和人最好还是不要交浅而言深，但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我第一次有勇气和导师分享这段记忆，也有被我的导师小心爱护和关照。就像学习群分享的教材中收到的最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写作上道的过程，就是你学会驾驭这匹野马的过程，你要与它沟通，看到它，接受它，安抚它，最终学会驯服它，与它和平共处。因为一旦它消失了，可能也是你的创造力终结之时。它动荡，但是也意味着令人心神激荡的联想与创造性。希望再下一次回来习作的时候，我能再次坐上马背并抓住那段缰绳。——嘉娃小米和嘉娃都是短故事7月班的写作学员，他们都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关于家人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故事将会被发表在三明治，将很快和你见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得被讲述的故事，而让每个人都有被看见被讲述的可能，正是三明治在做的事情。也由此，在三明治的写作中，读者能看到区别于媒体的书写，它们来自身边的普通人，但都用自己的或者他人的故事讲述着那些充满感受力、理解力、在更广袤的空间中去思索人的存在的故事。短故事写作学院鼓励每个人从自己的经历去寻找写作主题和素材，那些看起来很微小或者并不光鲜的事可能就是一个蕴藏着文学性的瞬间。短故事的第一节课就是如何找到写作主题。一些事看起来平常，但是经过讲解后，你就会知道，任何人身上都有故事，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也是一个提高自己观察与写作能力的课程，目的并不是为了写出一篇多好的文章，而是在写作中去理解经历认识故事，识别故事背后的意义，这对将来的生活也会有一种指导作用，怎么去判断，怎么去描述一件事，怎么去思考自己的行为。写非虚构的最大阻碍在于自我暴露，而这背后的原因是对编辑的不信任，但在三明治短故事，我们能理解任何隐秘的，游离在道德之外的，阴暗的，悲伤的，轨道之外的故事，这一切只因为我们尊重人本身，也尝试去理解人性本身，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类。8月，短故事life

“三明治阅读俱乐部”是三明治线上写作社群每日书社区的共读共写活动。我们会在当月的写作社群内更新选书资讯，书籍范围包括非虚构、文学、历史、社科类。参与每日书的作者可报名申请获得赠阅。在阅读俱乐部，你可以：●获赠精选书目●尝鲜还未上市的新书●和每日书小伙伴们共读，交流阅读感受●获得编辑推荐的延伸阅读●共写书评，你的阅读体验被更多人看见本期阅读俱乐部共读书目是由磨铁出品的南非文学《多余人》，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的布克奖提名小说，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的医学毕业生劳伦斯来到南非一家偏远的医院，和愤世嫉俗的弗兰克成为舍友，接受一年的社区服务的故事。这是一本描绘个体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的小说，讲述的正是理想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不同的抉择，以及无常的命运如何将他们导向不同的结局。小众独特的南非文学，欧美世界中鲜见的厚重与敏感。细腻流畅的叙事、冷静疏离的笔调，讲述平静下暗涌的不安与动荡。加入本次三明治阅读俱乐部的作者在阅读中有怎样的发现？豆包子坐标：海边职业：冲咖啡的老姐姐如果一丁点小变化并不能改变你的生活，那你又在怕什么呢？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觉得他在这里待不长的。尤其是当他满怀希望而来，现实却呈现出了和预期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在这里待不长的，我就是知道。毕竟，相比起对社会、对工作、对意义、对责任都充满了热情的菜鸟来说，作为一只已经被这草台般子的世界锤炼过几年的老鸟，对于看人的眼光，我还是很有点自信的。没有一只怀抱着要改变社会现状、对责任与意义充满了希冀的菜鸟，能忍受被放逐到繁华都市之外的一座空城，如同无期徒刑，还能持续保持热忱。他会谋划一条出逃之路的。我深信。达蒙·加尔格特的这本《多余人》，主人公是他和他，身处南非某黑人家园的两个白人青年医生。他们所处的小镇，空无一人。他们所服务的医院，没有病人，也没有条件医治病人。南非的黑人家园，即homelands，是种族隔离政府为不同的黑人“种族”群体自治而保留的贫瘠且落后的土地区域。为了确保黑人别闯白人所在的大城市，以免影响市容、治安等问题。对于那段刚结束不久但持续时间很长久的种族隔离历史，他认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我刚认为“过去才刚发生，它还没有远离我们”，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他还天真，而我并不。天真的他才会主动申请来我们这座偏远小镇上空无一人的医院做一年社区服务，而成熟的我才会沉默地接纳工作日的摸鱼时光，在一杯杯咖啡里任无数时光都沾染上咖啡因的酸腐味。天真的他才会对于我们将无法救治的重症病人转往隔壁大医院，因此而愤愤不平，而成熟的我才能容许自己待在这间什么也做不成的医院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真的他才会想要和其他人不一样，一心去往最偏远的村庄医院，一心想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救治贫穷的黑人。而成熟的我只想让他离开，让我们的轻松生活恢复如常。天真的他才会坚信“人能创造新环境，人亦能改造旧事物”，如此的理想化。而成熟的我只想告诉他，“你太年轻了，你坚持不了多久，你不可能改变这里的现状分毫，你只会很快逃离”。天真的他才会坦率地表达对于同事的喜爱之情，比如他说他喜欢我，我们是朋友。而成熟的我只会因此而不知所措，我们没有深厚的交情，我也不想跟他产生交情，我只想在这里熬日子。天真的他才会因为有个在做饥荒救济项目的志愿者女友而骄傲而显摆给我听，哪怕因此他们两地分居。而成熟的我只会藏起我被妻子和好友双双背叛的婚姻，独自舔舐伤口。天真的他才会问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医生的？”

作者｜一饼编辑｜梓新我坐在副驾驶，看着我们朝那辆叉车撞去，车的冲撞力和安全气囊的弹射力在同一秒迸发。下一秒，火药味儿充盈了我的整个鼻腔，耳鸣声盘旋。我动了动四肢，回了下神，看向驾驶座的同事，“受伤了吗？”他摇摇头，喊我的名字跟我说对不起。我想到电影里常有的撞车后的爆炸镜头，在恐惧的同时感到疑惑，事故后没有人来救我们，只有一如既往的车水马龙声。“那赶紧下车啊！”同事让我先下，我下了车从车尾部转到驾驶座侧门喊他的名字。后来我俩都站到了马路边，一开始很安静，对面叉车的驾驶舱早已没了人影，川流的车辆只是从我们身边路过而未驻足，我跟他打趣说“明天我俩都要打车上班了”。未曾想，从那天起，我就没再去上班了。下车后，我感受到右脸颊有温热的液体在往下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是血吗？可我没有闻到一丝血腥味儿，而且一点也不疼。马路很暗，同事帮我擦了一下，红色、褐色在昏暗的视线中都映衬成了看不清楚的黑色，他说可能是汽油，一边说一边安慰我。我倒也觉得没什么事儿，我叫了救护车、他叫了110，在110已经到达现场处理事故时，我自己上了姗姗来迟的救护车，前往最近的医院。上车、下车，我下意识按照惯性跟各位医护人员说“谢谢”，躺在病床上被拉到CT室门口等候检查时，我还趁推病床的师傅短暂离开的功夫，掏出手机，拍下了视线里顶头的灯和灯下的我。这会我看清了，嘴角的是血，血还在流。上救护车前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男朋友Joe，我做完检查后他也到了医院。“怎么这么严重，我还想着过来是接你回家呢。”我撇了一下嘴，我自己也没想到，转弯45码的速度撞出了胸骨轻微骨折加上嘴角的里三针外一针。更没想到的是，前一天刚交完辞职信的我，本来还准备带完这一学期最后三个月就离开公立学校，结果第二天就出了工伤而有了三个月的病假和离职无缝衔接。因为嘴角缝针吃不了大块的东西，住院时的病房又因暖气过足而分外干燥，Joe从家带来了榨汁机，帮我在病房实现了猕猴桃、橙子、柚子汁自由；因为胸骨骨折生怕一个动作让骨头错位喘不上气，每次上厕所Joe都搀着我帮我提着那老长老长的病号服腰带。有一天夜里，被病友呼噜扰醒的我又在Joe的搀扶下缓缓走进厕所，冲完马桶转身看到镜子里的我脸色蜡黄、缝合的黑线让我整个嘴角狠狠垮了下去，“我好丑！”一下没忍住，白天还在因喜获3个月病假且有男朋友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感到庆幸的我，在凌晨不知道几点的夜里，背对着镜子，抱着Joe一边让眼泪肆意啪嗒，一边克制着自己的抽泣别把病友吵醒。在医院住了十天，我们回家了。自打2022年底确认关系，我和Joe这是第一次持续性24小时朝夕相处，因为他2023年暑假前就辞职了。当时我们就他辞职这件事还聊了好久，我本来想着不如找好下家再辞风险小点，而他说